回顧20世紀之初，香港出現反美浪潮前後，美國國策是傾向維護世界現有秩序，希望避免不可控的戰爭，透過仲裁、國際法、裁軍等方式，達到進一步滲透世界各地市場的目的。美國作為新興大國，當時染指歐洲和亞洲的地方都比傳統殖民帝國少，所以老羅斯福總統任內加強與世界大國的合作，並將日本視為引領亞洲踏上文明之路的國家，去集中加強與日本的合作關係。

例如在1908年，美日簽署《魯特一高平協議》，不惜犧牲對大清帝國的門戶開放原則，去緩和兩國的潛在衝突。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美國才透過國際聯盟等組織，將自由貿易等放進新秩序，雖然國內孤立主義抬頭，卻同步開始了建立自己的國際規範的信念。

在上述前提下，美國雖然面對若干反美聲浪，也依然視英屬香港為和日本同級別的重要遠東合作夥伴，深信香港在英國管治下，商業條件比大清帝國或中華民國控制的中國大陸優越，所以在香港的拓展是千方百計的，甚至願意對港英當局放低姿態。這從美國設立第一個駐港總領事館的事情上，就可以充份反映。

美國駐港領事館成立之初，並沒有固定地點，只是設在不同的領事家中，直至中華民國成立前後，才遷往中環雪廠街。或許不少人以為這是代表美國漸漸提升國際地位所致，但這只反映了其中一個原因，卻忽略了港英政府一個重要的想法，就是政府視為相對不重要的土地，才會交給其他國家、組織或洋行使用。

較極端的例子，就是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初，今日的聖佛蘭士街一帶，被外判給天主教會興建墳場。而當時雪廠街的狀況，也是港英政府眼中的雞肋，雖然地段優越，但由於被看作過度潮濕，加上非常接近維多利亞港沿岸，天氣濕熱，每年又受到颱風的威脅，屬於「不適宜辦公」之列，所以才讓渣甸洋行、香港電燈等公司使用。

所以美國駐港總領事館進駐雪廠街，其實也是人棄我取的策略。美國對香港政府的安排並沒有耿耿於懷，反而處處忍讓，始終領事館能夠進駐中環，成為地標，就是地位日漸受重視的主要象徵，不過和同期的日本駐港總領事館的重要性相比，卻是不及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