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一個伊朗戰爭期間常見的網絡討論盲點，就是論證隱含一種單一立場預設（monolithic preference assumption），忽略了政策選項在不同強度（magnitude）、與對應邊際效用（marginal utility）之間的非線性關係。這種討論在網絡世界還可以一笑置之，但如果放在決策層面，這種思維後果可以不堪設想。

以美國 AP-NORC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的調查為例，美國本土對海外軍事介入普遍持審慎態度，反映了美國海外軍事介入的正當性與可持續性，通常都不是由「是否正義」去研判，而是受制於行動可能引發的成本、風險及國際角色配置，不是簡簡單單的一句「佢係壞人」就完成「討論」。當政策缺乏廣泛支持時，行動的邊際效用也會遞減，甚至可能轉為負效用（negative utility）。

此外，如果對外行動缺乏盟友協調與制度框架支撐，構成所謂「外部性內部化不足」（failure to internalize externalities）與「集體行動缺失」（collective action failure），也會削弱行動向長期戰略優勢轉化的可能性。因此，如果將某種單一的政策方向視為穩定有效，屬於一種忽略約束條件與效用變化的過度簡化決策模型。

問題是在不少討論中，對伊朗政權的反感，已經延伸為對任何對伊朗施壓行動的支持。這種「因為反對 A，所以支持任何對抗 A 的 B」的思維，使判斷轉為情感導向，而不再是戰略導向。結果是手段的效果與後果，反而被置於次要位置。

這是有非常悲慘的歷史教訓的。

這就像當年越戰擴大化的初年，或有一段長時間，簡單的一句反共、一個防止區域赤化的「多米諾骨牌效應」，就足以解釋美國為何要源源不絕派出過百萬軍人出兵越南，前提正是因為沒有多少美國人喜歡越南共產黨，就以為可以 justify 一切行動。但到了幾萬美軍戰死越南，依靠上述滑坡邏輯來開戰的後果，才被一覽無遺，不少人高呼太兒戲。從認知角度看，這亦可理解為一種「動機性推理」（motivated reasoning）：結論先於分析，推理過程則只是用來合理化既有立場。結果是，手段的效果與後果，反而被置於次要位置。

若要理解「反對伊朗政權不等於支持特朗普這場戰爭」，美國國內幾十年來都主張對伊朗進行 regime change的John Bolton，正是最好的例子；日前我參加了他的網上研討會，日內會慢慢分析。他和特朗普對這場戰爭分歧的關鍵，並不在於目標本身，而在於是否以「戰略一致性」作為評估手段的標準。

總之，現實世界是立體的，網絡二元對立是廉價而平面的。對目標的認同，並不必然導向對手段的支持。反對伊朗政權，並不意味著必須支持任何形式的軍事行動。這種滑坡邏輯的背後，本質上是一種政治上、社會上、行為上的主體性缺失，也就是對自己的獨立思考缺乏信心，才會試圖將複雜的現實，簡化為對單一立場，然後外判思考、outsource 思考給別人。如果世界就是這樣運作，我們天天吃喝玩樂，又何樂而不為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