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國成立處理庚子賠款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後，陸續有新成員加入擔任董事，其中一位就是著名漢學家、外交界司徒雷登（John Leighton Stuart）。雖然他的工作集中在中國大陸，但其實和香港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。

司徒雷登在杭州出生，童年也在杭州成長，所以能說一口流利的杭州話，後來擔任美國長老會的傳教士。直至1918年，美國長老會命令司徒雷登在中國成立一間大學，翌年燕京大學成立，司徒雷登擔任首位校長，並在1927年開始，接替韋羅璧（Westel Woodbury Willoughby）擔任中基會董事。

每年四月，中基會都會舉行董事會會議。後來會議受到日本侵華影響，不能在中國大陸舉行，加上時任中基會董事長的前北大校長蔡元培年事已高，而且受戰火波及，滯留英屬香港，於是中基會董事在1938年起，乾脆前往香港半島酒店開會，方便蔡元培主持會議。中基會「流亡」後的首次會議在1938年4月28日舉行，決議撥款180萬元，作為時年發展中國文化科學的經費，津貼三十多間大學和專門學校。其後數年的董事會會議，都是在半島酒店舉行，直至香港淪陷為止。當時中基會每年撥款，幾乎掌握中國各間大學發展的命運，不少大學視中基會撥款為主要收入來源，否則面臨停辦的厄運，其重要性可見一斑。

1939年4月，司徒雷登再前往香港出席中基會董事會會議，並於20日出席中國基督教各大學校長會議，其他參與者包括港督羅富國（Geoffry Alexander Stafford Northcote）、何明華會督（Ronald Owen Hall）、周壽臣、羅旭龢等華人社會賢達，並由香港大學校長史樂詩（Duncan John Sloss）親自招待。從以上兩個會議除了可見司徒雷登的地位，也反映在抗戰時期，有不少中國大陸的活動都受到戰火波及，所以美國的文化工作已經移師香港舉行。香港當時是英國的殖民地，淪陷前是一個重要緩衝區，特別在1937-1941年間有聯繫各界、支援不同地方事務的發展的功能。美國看重香港這個功能，在二戰前重新經營香港網絡，戰後更是水到渠成。

司徒雷登把握出席中基會董事會會議的行程，也在香港出席其他不同場合，去拓展本地人脈，其中一個是1938年燕京大學同學會在深水埗東廬別墅舉行的聚餐活動。司徒雷登以燕京大學校務長身份出席，由香港大學許地山教授致歡迎辭，再由司徒雷登報告燕京大學近況，並邀請周貽春、簡又文等先後發言，令畢業生盡興而歸。可見司徒雷登擅於交際，懂得建立各地校友網絡為美國所用，而且在香港知識份子當中頗受歡迎，也加強了香港知識份子對美國的好感。

到了1941年12月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香港終於失去了二戰緩衝區的角色，司徒雷登也被日軍囚禁在北平，直至抗戰勝利後才獲釋。後來他擔任美國末代駐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大使，曾嘗試解決國共內戰的紛爭。

國共內戰後期，不少燕京大學董事會成員和教職員南下香港，創辦崇基學院，依然深受司徒雷登影響，在之後的篇幅會加以論述。毛澤東後來以《別矣，司徒雷登！》一文抒發他對美國在中國大陸的角色告一段落的感懷，其實司徒雷登也不是完全「別矣」，因為他的若干文化傳承，其實都轉移到英屬香港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