長篇大論分享了那麼多 YouTube 變革的初心，最後以一個學術界的教育理論來總結。

我們希望分享知識，無論持甚麼立場的朋友都可以通過框架，去得出自己的結論。但很多活躍網絡的朋友有其他情緒需求，需要的是一個權威告訴你絕對正確的答案，也會輕易去標籤一切，簡化為一個簡單的立場，去方便自己接收，和宣洩情緒。

這令我想起教育學者 Gert Biesta 對民主教育的研究。

Biesta 提出了 「subjectification」 這個概念，強調教育不應替代學習者成為行動的主體。他認為假如教育者、知識分享者代替公民去選擇、去判斷、去承擔後果，那麼這並非賦權，而是一種道德越權。當所謂「公共知識份子」不僅在解釋世界，還要替他人決定「此刻應該做什麼」，他實際上是在替他人活一次，也取代了對方的自主權。

所以無論是回應特朗普，還是任何一件事情，重點從來不在等待某位「KOL」給出終極評價，而是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：當下，這件事情背後的結構是怎樣的？我可以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回應這個世界？而這個回應，是否出自我自己的獨立判斷？ 

人工智能的出現，又進一步放大了這個倫理問題。

現在 AI 能迅速生成任何立場的論證，合理化任何情緒，甚至模擬「多數人」的看法。在這樣的環境中，真正稀缺的已不是無處不在、垂手可得的資訊或結論，而是願意為自身判斷負責的獨立思考能力。也因此，「不以情緒驅動」不只是崇優的風格選擇，而是一種抵抗外判的技術：當你不把情緒當成快捷鍵，你才會被迫慢下來，真正去思考，而不是 outsource 讓人工智能、或使用AI去思考的任何人，去替代你去思考。

假如公共空間仍執著於提供單一權威答案，那麼其實只是在與 AI 競爭，而人類與AI 這樣競爭，是一件注定失敗的事。網絡世界的公民素養（public literacy）其實很簡單：無論是傳訊放、還是接收方，都應該確保在世界逼迫我們立刻回應之前，仍可以自信地回應：這個決定，是自己經過了解事實、有了自己的思考框架、再經過自己的獨立思考而作出的。

起碼這是我真實的信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