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病夫治國》一書講述，即使是在野或革命領袖，也往往受身體狀態影響決策，例如拉美革命偶像捷古華拉。

據兩位作者描述，讀醫出身的捷古華拉患有嚴重精神分裂症及自戀癖，對革命有極端偏執的追求，在領導革命過程中只在乎鬥爭，卻無意在鬥爭結束後採取任何措施穩定政權，因此一生都在流浪，也因此被卡斯特羅變相放逐。由於他始終把自我的革命理想、而非他領導的人民放在首位，這解釋了他對「反革命者」殘酷無情的態度。

《病夫治國》作者推測，假如捷古華拉心智健全，古巴或許早就突破制裁，但這明顯是誇大捷古華拉的影響力。作為阿根廷人，捷古華拉在古巴從來不被真正信任，也不具備關鍵影響力，不過他的病歷對其個人悲劇結局，倒肯定有關鍵影響。

從以上例子不難看出，《病夫治國》一書對國際關係的分析，採取「行為體」（agent） 、而非「結構」（structure） 為核心的方式。須知在國際關係理論中，結構主義認為決定國際關係變化的首要因素是客觀結構（structure），包括各國經濟軍事實力對比、地緣政治因素等；而行為體（agent）如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偏好、心理狀態等，則是從屬於既定的結構，領袖的個人差異對國際關係不會造成重要影響，亦不是結構主義者研究的對象。

後者這一視角最顯著的優點，在於它將個人特殊情境下的行為納入分析，彌補了傳統結構主義視角的不足，對不少看似「反常」的歷史走勢，都能提出解釋。如作者所言，那些處在權力頂峰的人的決定，往往影響到一個社會的發展，錯誤的決策往往造成巨大損失，因此不應被視作「普通病人」，身體狀態也不存在私隱。

隨著世界日益講求基準化，「領導人基準試」也許早晚出現，對身體、心理狀態的評估也不難有劃一基準，那時候，可能世界局勢才會為之扭轉。以特朗普為例，不少美國自由派把他當作瘋子，但假如他能證明自己身心狀態據正常、甚至還優於常人（他自己就說保證生殖器的尺碼不小），那起碼證明了一切都是理性計算的產品。

然而，這一研究視角的局限亦非常明顯。對病人的健康狀況保密，始終是醫生的職業道德，而「病人」隱私和社會利益之間如何平衡，從來是兩難，所以我們能接觸到的資料有多真實，始終存疑。再者，在「主體－結構」這一分析框架內，區分「主要因素」和「次要因素」極難，很難假定假如領袖們病情不一樣，歷史又會怎麼樣。何況不少領袖反而故意裝作瘋癲、不可測，來謀求談判桌上的最大利益，這都是這本書或一般研究員的理性分析難以涵蓋的。

*改編自沈旭暉《信報財經新聞》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