盲目支持特朗普的網絡聲音源於不同類型的情感投射，盲反很多也是源於另一種對稱機制。不過和對家不同的是，盲反者的情緒似乎更多是觸動了自衛式的不安，將很多自身的焦慮通過「反特朗普」去釋放出來：

一、對價值體系與自身地位的防衛性反應

特朗普被視為對既有價值秩序的挑戰，他本人也以這樣的使命自居。網絡對「覺醒文化」的反應，本身亦帶有文化與價值層面的張力。在這脈絡下，特朗普逐漸被建構為一種反向象徵，用以對抗被感知為過度規範的價值體系，這並不為奇。

問題是當任何人物被置於這種象徵位置時，對他的反對，往往不再局限於具體政策，而延伸為對特朗普可以代表的一切的排拒，而由於「特朗普」真的可以被演繹為代表甚麼都可以，也就是通過「反特朗普」，可以用來宣示自己是「正義」的，是有「正確」價值觀的，是「好人」。在一些標榜道德至上的群體，每每習慣以道德語言對成員進行思想的鞏固，是否「每一件事情上都反特朗普」，而不是每一件事去評論，在一些群體，就成為一個是否「自己人」的測試。在西方，左翼群體的影響力近年很大，但香港左翼的被打壓情結則依然很強，因為他們和權力的距離，遠比西方同路人遙遠。這種對自身 identity 的焦慮，無處宣洩，特朗普就是很好的出口。

二、「空頭名流」的潛規則

評論員 Douglas Murray 在 2026 年 2 月針對伊朗抗爭的評論中，批評那些平時熱衷於身份政治、在西方內部爭取各種微小權利的「空頭名流」（Celebrity airheads），在面對伊朗政府大規模屠殺數萬名勇敢抗爭者時，往往集體噤聲。他認為這群人之所以沉默，是因為這場災難中沒有「美國、西方或猶太人」作為可以直接投射惡意的目標，認為如果兇手不是特朗普或「西方霸權」，那麼對這群名流而言，受害者的生命就不具備政治消費價值。Murray 的評論很犬儒，我也不是完全認同，但有一個重點：「光環」的確是社會資源的稀缺品，一種需要爭取的資產，而為了光環，左翼的雙重標準通常都超過右翼。在一些界別，批判特朗普或「西方霸權」是有光環的，因為特朗普開宗明義要取締「deep state」，對號入座，反特朗普才有了上述效果。

三、制度焦慮的過度延伸

特朗普對制度與專業判斷的挑戰，引發了不少人對「人治」的警惕；他對官僚體系、知識份子、各種專業權威的質疑，亦回應了部分社會中既有的反建制情緒。從制度運作的角度來看，如果特朗普未能有效建立新制度，只是對專業與程序的削弱持續擴大，確實可能動搖長期支撐政策穩定與國際協調的基礎，使決策愈發依賴個人判斷，而非制度性制衡，從而增加不確定性。特朗普批評者關注的這些，本身自然很值得思考，而基於對制度的本能性依賴，就會對特朗普代表的不可測的新制度感到本能的不安。

問題是當這種警惕進一步延伸為對特朗普一切行動的整體否定時，討論亦可能忽略不同政策之間的差異與脈絡，使分析由具體評估轉向概括判斷。相關討論因而逐漸從政策分歧，轉化為對「人治」與「法治」的簡單對立理解，以特朗普為「人治」的代言人，甚至超出了真正人治國家獨裁者的代言角色。結果，不少反特朗普論者真的有文章論證特朗普比普京、習近平對世界威脅更大，背後的理據之一，正是特朗普對制度的改變，的確有可能比另外二人徹底。這樣一來，在民主社會用一切力度去反對一個民選出來的民主國家領導人，而對獨裁國家的弊端鮮有關注，就變得言之成理，也是「極端Trump haters」經常反映的行徑。

（待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