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月學術界巨人哈伯馬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辭世，享年96歲。我不屬於他的研究領域，也不敢越界談論他的理論，不過對國際關係學界而言，哈伯馬斯其實也很有影響力，而且也令人有不很多反思，值得簡單分享一下。

哈伯馬斯對現實政治的最大影響，就是理論啟發了歐洲整合。所以他的死，不僅是一位「法蘭克福學派」關鍵人物的離開，也標誌著一種長期為歐洲整合提供辯護的聲音逐漸淡出。哈伯馬斯的理論從來不只關於溝通理性，而是持續介入一個更具體的問題：在民族國家之後，所謂「民主的正當性」，應如何被重新理解與建構，而他的答案就是歐盟。

所以這個問題在歐盟的發展中顯得尤為突出。作為一個「後國族政治體」，歐盟長期面對「民主赤字」的質疑：制度高度依賴專業知識、跨國協調，但缺乏一個能夠支撐公共討論的共同空間。哈伯馬斯對此的回應，是將歐洲整合理解為一個需要公共領域支撐的政治計劃，不僅依賴市場與行政整合，更需一種跨國界的溝通結構，使歐洲公民能夠參與對共同事務的討論。

在這個層面上，哈伯馬斯將歐洲整合視為一種「後國族民主」（post-national democracy）的實驗。他認為當政治共同體不再以民族國家為唯一框架時，民主的正當性不能再依賴共享的文化或歷史敘事，而需要在新的制度與規範條件下被建構。哈伯馬斯因此提出「憲政愛國主義」（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），嘗試以對憲法原則、基本權利與法治秩序的認同，取代傳統民族認同，作為政治連結的基礎。

然而，這一構想同時引入了另一層張力。當政治認同轉向制度原則與抽象規範，對政治的理解與內化，往往依賴一定程度的教育與制度知識，使「認同」更容易在受過某種訓練的群體之間運作，而難以轉化為廣泛共享的政治經驗；用今天的術語，就是「離地」。這意味著，哈伯馬斯的後國族民主雖然試圖擺脫排他性的民族基礎，卻同時提高了參與的門檻，令公共討論傾向集中於具備相應資本的群體當中。

這個問題，亦可追溯至哈伯馬斯早期對公共領域的分析。在他對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描述中，「理性討論」從一開始，便依附於特定的社會條件，包括教育程度、文化資本與參與形式。咖啡館、沙龍與報刊所構成的討論空間，雖以「理性批判」為名，實際上卻具有明顯的「精英論述」（elite discourse）特質。

這並非理論上的缺陷，而是歷史形態本身的限制。

其他學者對哈伯馬斯的批判，進一步揭示了這一點。例如 Nancy Fraser 指出，若不正視性別、階級與制度位置造成的結構性差異，公共領域將不過是既有權力關係的延伸。她提出的「反公共領域」（counter-publics），說明公共討論並非一個單一空間，而是由多重、互相競逐的論述場域構成。這一修正，使問題從「是否存在公共領域」，轉向「誰能進入公共領域，以及如何進入」的另一個關鍵，也是哈伯馬斯的精英主義面臨的重要回應。

（待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