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對被指自己提倡的理性討論模式「離地」，哈伯馬斯晚年開始完善自己的「溝通理性」理論，可以視為回應。他承認理性不應被視為某種既定空間的屬性，而是一組需要被維持的條件，包括可理解性、可質疑性，以及不同參與者之間的相互承認，從而避免討論被精英階層壟斷。

問題是，這些條件本身並不會自動成立，而是依然會受到制度安排、與社會結構的持續影響。

因此，哈伯馬斯理想中的公共領域，與其說是對現實運作的描述，不如說是一種規範性的要求。在現實世界，民主實踐從來不只是由理性論證所推動，情感、身份認同、歷史經驗與權力關係，均深刻介入其中。即使在理想條件下，共識的形成，亦往往同時包含理解與協商，而非單純由論證自然導出。

從這個角度看，「溝通行動」更接近一種分析框架，而不是完整的政治模型。在現代制度環境中，討論往往與策略行動、制度約束及不對稱的發聲條件交織存在。理性論述並未消失，但它的位置與作用，已難以被視為唯一或主導性的運作邏輯。

以上的張力，在歐盟的政治實踐中，表現得尤為明顯。

儘管歐洲在法律與政策層面已實現高度整合，但跨國公共討論的條件仍然有限。語言差異、媒體結構與政治關注的本土化，令公共領域難以形成哈伯馬斯提倡那種持續的跨國連結。結果是，歐洲層級的政治議題，多數仍在政策專家、官僚體系與政治精英之間流通，而未能轉化為廣泛可參與的公共辯論。

在這個意義上，歐盟並非缺乏公共領域，而是呈現出一種以精英論述為主的公共領域形態。這種形態並非偶然，而是後國族政治條件下的結構性結果：當政治空間擴大，討論的技術門檻亦隨之提高，令「公共」領域其實並不公共，反而更容易集中於有限群體之中。

近年的歐洲政治變化，令這張力更加清晰。對既有制度的不滿，並不總是表現為對理性的拒絕，而往往是對制度的代表性、可及性的質疑。當公共領域長期以精英論述形式運作，它與更廣泛社會「大眾」經驗之間的距離，終會以不同形式顯現。這種現象，不必然導向更具說服力的論證，但揭示了既有討論結構的限制。

哈伯馬斯的一生，可以被理解為對這個問題的持續回應。他既不將政治還原為權力競逐，也不接受理性只能屬於少數人的結論。他努力完善的理論，始終圍繞一個問題：在現代社會的結構條件下，人是否仍然可以透過理由彼此交代，並在差異之中維持某種共同性。現在他的離世，自然並未終結這個問題。在一個後國族政治仍未完成制度與社會條件的歐洲，精英論述與民主正當性之間的關係，將繼續構成一個未竟的課題。

紀念哈伯馬斯，不在於重申理性可以提供所有答案，而在於保留一個更基本的判斷：若缺乏某種形式的公共討論，即使制度得以運作，它的正當性仍難以穩固。然而問題始終在於，這種討論如何可以不再只是精英的實踐，而能成為一種更廣泛可及的政治條件；另一方面，但民眾的討論完全偏離了精英的共識，精英階層又會否以一句「民粹」，就否定對方參與的權利和質素。

這個兩難如果可以解決，世界就不是今天的模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