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，世界拳王只有一個，就是泰臣（Mike Tyson），正如上一代人談及拳王，只會想起阿里。三十年前，泰臣的公眾形象除了是拳王，還是一個強姦犯、「咬人瘋子」，以及「不可教化的社會威脅」。想不到，現在的泰臣，居然成為了一個「哲學家」。

這中間的反差，真的是因為泰臣「變好」了嗎？還是公眾其實從未真正認識過他？這又和我們連日介紹的社會學家哈伯馬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的理論，又有甚麼關係？

自然是有關的。

哈伯馬斯寄望於一個理性的「公共空間」，在那裡，公民透過交流行為去相互討論，探求真理。因此，用鐵拳解決問題的泰臣，就成為了哈巴馬斯的徹底對立面。

這其實也不是泰臣自己的選擇，因為媒體從沒有興趣和泰臣進行「公共空間的理性對話」。在八、九十年代的傳統媒體，報紙與電視需要一種「恐懼的張力」，來支撐銷量。那時的媒體基礎設施是單向的、精英主義的，他們選擇性地放大了泰臣的暴戾、他的金鏈與老虎紋身，成功將一個自小在美國布魯克林貧民窟長大、缺乏父愛、充滿生存焦慮的青少年，框架（framing）成偉一隻恐怖魔獸。在那個敘事框架裡，泰臣人設的任何掙扎，都會被貶低為「性格缺陷」，媒體不需要理解他的心情，只需要一個能讓中產階級在安全距離外，也可以感到戰慄的符號。

轉眼間，泰臣早就退休了，我們也活到了社交媒體、短影音的時代。現在媒體的基礎設施發生了質變，流量密碼不再單純是「恐懼」，而是「反差」，與「情感共鳴」。

於是，演算法開始在泰臣豐富的人生素材中，進行二度剪輯。現在網絡世界提及泰臣，紛紛揀選了這些切入點：泰臣對前輩阿里的敬重、對毒品的深刻反思、作為父親的脆弱。這並非因為演算法忽然變得更理性、或更仁慈，而是因為這種「野獸重生成導師」的敘事，更能激發用戶的停留時間與情緒價值。

正如學者高夫曼（Erving Goffman）在框架理論講述，社會關注從不會公平地放在每一個人身上。我們以為自己透過 Reels，了解了「真實」的泰臣，實際上，我們只是從一個舊的、過時的「野獸框架」，跳進了另一個「聖人框架」。

而在今天的平行時空，真正的泰臣，也出現了很多機遇。最戲劇性的，莫過於他獲邀與美國衛生部合作，現在國家機器開始利用泰臣宣傳「運動對抗肥胖」，誰想到三十年前的「強姦犯」，今天居然有這樣的認受？現任美國衛生部長小羅拔甘迺迪本人也充滿爭議，但他想到找泰臣代言他的「MAGA」（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)，卻有點神來之筆。

因為時至今日，廣義的精英體制早就不再在乎泰臣過去的爭議，現在的泰臣具有更高的「工具價值」，被樹立為為一個「自律與意志力的模範聖人」。在官僚與媒體合謀的大敘事下，泰臣本人的複雜性再次被抹平，他依然不是一個有血有肉、帶有創傷的人，而是一個被精準投放的宣傳模版。如果我們在手機前，為泰臣教導小朋友的溫馨畫面點讚，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份「感動」，同樣是經過濾鏡處理後的製成品。

真正的泰臣，既不是媒體當年塑造的純粹魔鬼，也不是今日演算法包裝下的完美導師。他是一個在極端貧窮中長大、在極端名利中迷失、又在極端審判中掙扎求存的複雜個體。然而，在不理性的媒體基礎設施面前，這種「複雜」，卻是沒有市場價值的。

這種操作，我們自然毫不陌生。無論是特朗普的極化敘事，還是左翼陣營的身份標籤，媒體這套基礎設施從不是為了進行哈伯馬斯提倡的「理性探討」，只服務於當下的劇本需要。我們依然依賴這些被剪輯過的碎片來理解世界，與哈伯馬斯所追求的理性社會，自然南轅北轍。泰臣可以算說兩次「擊倒」了哈巴馬斯，一次憑八十年代的形象，另一次憑今天的網絡人設。

那究竟哈伯馬斯的理想國，真的有可能存在於世上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