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文萊拖沓的伊斯蘭法律改革過程中，外間不難發現，文萊蘇丹除了因為自己年邁、希望訴諸宗教，也許，這同時也是處理未來危機的迂迴方式。文萊得以成為富國，國民不知納稅為何物，全靠石油所賜。

目前文萊GDP的60％都依賴石油相關產業，石油佔據文萊98％的出口額，是政府收入來源的93％。因為石油開發、提煉等被國家壟斷，文萊國內70-80% 的就業崗位，都由政府和政府下轄企業包辦，而政府也用這些收入，為國民提供極佳的福利，因為人口少、不大接納移民，即使政府管治效率欠佳、欠透明，在近代歷史，基本上未遇上大危機。

然而，近年國際油價一瀉千里，文萊政府過去三年的收入已縮水70％，國家負債嚴重，加上各種新興能源紛紛出現，這個單一經濟體實在不容樂觀，政府為國民提供的福利水平只可能下降。就如教育產業，就是首當其衝受影響的對象。

這一困境，本來是所有產油國都面對，中東國家如沙特等，多年前就著手經濟多元化改革，發展旅遊、金融、基建等產業。文萊也不是沒有想到，在2008年，曾提出「Wawasan 」2035計劃，針對過度依賴石油經濟的風險，發展以教育、IT、中小企、旅遊業等非石油相關產業。

然而，數年過去了，文萊非但在其他行業沒有起色，對石油經濟的依賴反而越來越深。近年伊斯蘭金融業發展勢頭良好，無奈文萊的兩大鄰國馬來西亞、印尼都是東南亞伊斯蘭金融中心，文萊因為絕對君主制難和國際接軌，始終難以受惠；加上面積更小的新加坡，已是國際社會在東南亞的首選大都會，文萊要追上，幾不可能。和阿聯酋的杜拜相比，文萊也沒有類似大興土木的氣勢，部份原因自然與內部權力架構有關。文萊政府請了不少經濟顧問提意見，例如目前國內就有聲音指政府應思考發展牛肉加工，但這種「改革」，恐怕是杯水車薪。

與此同時，保守伊斯蘭主義在東南亞興起，馬來西亞、印尼都有這類呼聲，只是文萊作為小國，才避無可避。加上蘇丹需要鞏固權力，拉攏伊斯蘭教士，不失為方法之一，例如設立「穆夫提」（mufti）職位，賦予教士更多影響社會的權力，用意就很明顯。假如教士都成為絕對君主制的既得利益者，要文萊民主化的呼聲，自然得到有效制衡。

所以一些文萊實行伊斯蘭教法的內容，說白了，其實只是鞏固蘇丹的絕對權威，例如「禁止發表或做出侮辱蘇丹、政府宗教機構、官員的言論或行為」，或「禁止通過網絡，包括微博、微信、whatsapp等傳播針對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教法的任何謠言、評論」，基本上就是維持「管治」所需。而對文萊蘇丹相對缺乏忠誠的少數族裔（例如華裔），不少也是非穆斯林，當伊斯蘭教在文萊的主導地位越來越無可爭議，似乎也是政府鎖定核心族群的認同過程。

說到底，在經濟危機未來一旦出現時，文萊王室若單單減少國民社會福利，而繼續龐大開支，只會引發社會矛盾。作為絕對君主制國家，文萊蘇丹是一國行政首腦和權力中心，其家族子嗣按輩份，對王位進行世襲，這種政治體制如同沙特王室，如果沒有安定的社會環境，要永續也挑戰處處。綜合以上考慮，文萊蘇丹適時重提伊斯蘭教法，也是希望推動佔人口2/3的穆斯林對國家、尤其是對王室的認同感。

加上蘇丹也面對自己的繼位問題，新世代要接受一個新人，還要是有實權的絕對君主，已經很不容易，在過渡期減少不可測性，應是大計之一。只是，石油經濟的「資源詛咒」始終存在，到了下一任蘇丹繼位，要維持同一專權制度，而又不能提供更多經濟誘因，若連生活也越加嚴苛，危機，恐怕就出現了。

*改編自沈旭暉《亞洲週刊》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