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時，英國也非常擔心，日本一旦戰後投降後，香港很有可能由中華民國和美國的軍隊接管。所以在8月11日，英國外交部致電薛穆，設法聯絡英軍服務團團長賴廉仕（Lindsay Tasman Ride），以及前輔政司詹遜（Franklin Charles Gimson），授權二人用一切方式法儘快恢復英國在香港的主權，並擺出一副不惜動用武力接管的姿態。為了保險，英國也沒有立刻恢復香港的文官管治，而是先由夏𢡱將軍成立軍政府，不過是防衛的對象不是日本，而是中華民國而已。

此時，蔣介石逐漸發現除非與英國兵戎相見，否則戰後立刻取得香港主權接近無望，最終唯有妥協。沙盤推演當時局面，其實蔣介石嫡系也沒有能力介入香港，如果真的和英軍爆發軍事衝突，首當其衝的也是廣東軍閥陳濟棠的軍隊、汪精衛政權殘餘地方武裝，還有中共的東江縱隊，很可能還會讓蔣介石的國內政敵漁人得利。因此，他決定在8月14日下午與薛穆會面，被逼聲明「中國政府承認英國在香港的權利」，令一場香港涉及中、美、英等國的外交博弈，隨著日皇裕仁發表「終戰詔書」，表示日本無條件投降而結束。

其實更重要的是美國改變態度，令蔣介石取回香港失去了一切底氣。杜魯門繼任美國總統後，已經一改羅斯福總統的個人立場，對香港和戰後世界形勢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，下文將會看到杜魯門與羅斯福對香港立場迥然不同的處理手法，但這也可見美國政府戰時並沒有形成對戰後香港鐵板一塊的政策。畢竟那時候變數極多，如果美國堅持香港必須由英國或中華民國管治，卻犧牲了香港的微妙國際定位，都會失去自身的彈性。而美國對香港的最大訴求，如前述，就是要其戰後維持原來的自由港地位，這樣才最符合美國利益。

1945年8月15日，即日本宣佈投降的一日，香港在中華民國與英國角力下，卻又展開了另一場外交角力，美國杜魯門總統正好又介入其中。首先是中國外交部次長吳國禎，向英國表示香港屬於中國戰區，應該由中華民國代表受降，其實就是暗示爭取戰後的變相「共管」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