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對蔣介石要讓中華民國代表在香港接受日軍投降的要求，美國杜魯門總統同日明確表示，在盟軍遠東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（Douglas MacArthur）的安排下，香港應該由英國受降。英國也向中華民國表明，正派遣軍隊前往香港，恢復英國管治。

這樣的回應一如所料，引起中華民國政府不滿，於是蔣介石和宋子文多次致電杜魯門，要求確認香港屬於中國戰區，所以應由中國受降，蔣介石更表明一旦改動受降方法，或會立下不良先例。其實美國的魏德邁將軍（Albert Coady Wedemeyer）也有相近看法，認為香港一直被認為在中國戰區範圍，理應由中華民國受降。然而杜魯門與國務卿伯恩斯（James Francis Byrnes）等人商議後，直至8月21日，再次明確向蔣介石表示，英國「毫無疑問」擁有香港主權，也不反對英國在香港受降，直截了當地拒絕了蔣介石的要求，猶如為英國重新管治香港，鋪設了一條康莊大道。

杜魯門的以上決策，一改羅斯福同情中華民國的作風，卻與美國一貫的外交政策更吻合。早年美國史迪威將軍（Joseph Warren Stilwell）在緬甸作戰時，早已種下對蔣介石的不滿，後來擔任盟軍中國戰區總司令時，也被撤職，而繼任的魏德邁將軍（Albert Coady Wedemeyer）與蔣介石致力協助抗日時，也花了多個月，才能建立密切合作關係，反映美國軍政界與蔣介石的合作不是存有芥蒂，就是需要長時間磨合。美國對蔣介石的印象自然有所保留，在香港問題傾向較容易溝通，而且和美國更合作無間的英國，才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
在杜魯門一錘定音下，8月24日，蔣介石在中常委與國防最高委員會的聯席會議後宣佈，中華民國不會藉著受降的機會，忽視國際合作；而關於香港的地位，以中、英兩國條約為根據，今後當以中、英兩國「友好關係協商」而變更。

換句話說，雖然中華民國和後來建政的中共政權一樣，都希望收回香港主權，但在國際法上，理據卻全然不同：中華民國始終承認大清帝國和大英帝國簽訂的《南京條約》等，作為國際法上的有效文件，爭取的是和英國簽訂新約，以終止英國殖民香港的事實，就像昔日收回其他英國租界那樣，都是先承認舊約、再簽訂新約。這策略也得到美國肯定，起碼尊重了當時美國主導的戰後國際秩序。但中共則一貫強調不承認一切「不平等條約」，強調英國管治香港從第一天起就是「非法」的，走的就是另一條路了。

在美國的助力下，英國成為香港受降事件的最後贏家。8月30日，夏慤（Cecil Halliday Jepson Harcourt）率領英國皇家海軍太平洋特遣艦隊，駛入維多利亞港，意味著英國重新管治香港，並於9月16日，由夏慤代表英國政府，以及中國戰區最高統領蔣介石，在港督府進行受降儀式。翌日香港政府在中環舉行紀念活動，紀念活動場內懸掛一面英國國旗，同時也有一面中華民國國旗，作為雙方代表的見證，結束這場外交風波，也算是給了蔣介石政府一定下台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