試想像，你在一九八零年莫斯科奧運的午後，作為一個熱愛與外國人交流的優秀大學生，突然被帶進陰暗的審訊室。坐在對面，意圖謀害你的人，是當時尚未掌握權力核心的KGB上尉——普京。

看似間諜小說的開場白，卻是《是誰在操縱世界》作者謝爾蓋．雅科夫列夫（Sergueï Jirnov）的真實人生。

由前KGB特工雅科夫列夫親筆撰述，此書透過他與普京交鋒的真實經歷，及多樁國際傳奇間諜案，揭露諜報世界如何以國家利益為名行使「說謊的義務」，呈現全球政治背後的陰暗真相與操作邏輯。

翻閱《是誰在操縱世界》，在驚魂動魄的故事之外，我們也可反思二十世紀的諜戰模型並未結束，而且與時並進，進化為二十一世紀的認知作戰，此刻正深刻地影響著我們，並對世界造成更大的危害。

究竟兩者如何承先啟後？

一、間諜活動由「情報獲取」至「現實建構」的質變

在國際關係的研究領域中，情報工作長期被視為國家權力的延伸。回望二十世紀的諜戰，例如滲透日本的佐爾格、潛伏英國高層的「劍橋五人組」，其核心邏輯皆在於「獲取敵方祕密」，以影響權力決策。進入二十一世紀後，這種邏輯完全改變。現代情報戰的重點不僅是竊取地圖或通訊碼，更進一步地「建構敵方的現實」。

這就是當代認知作戰的精髓。精髓在於，透過在數位空間生成無限、真假難辨的資訊，徹底喪失辨別真實與虛構的可能，根本不用依靠傳統「生物間諜」。這種戰略並非強制對方相信某種特定的謊言，而是讓全社會懷疑「真相」，瓦解民主社會賴以生存的公共討論機制。

二、從「奪命呼叫器」到「演算法」的全面滲透

書中第四章提到的「Mossad奪命呼叫器」，與第十章關於「彩虹勇士號」的失誤，描繪了二十世紀特種作戰的物理限制。當時，情報行動往往是與實體世界的接觸。然而，當代認知作戰的危害之所以更甚於過往，正是因為它已擺脫了物理空間的束縛。

當代認知作戰的「奪命工具」，是我們日常生活的社群媒體演算法。

這種滲透是全方位的：傳統諜戰針對的是國家高層與軍事機密，影響範圍尚可控制；而二十一世紀的認知戰則是將目標對準了「全體國民的心理防線」。對方透過精準數據，針對人類脆弱善變的情緒，引發社會的內部分裂與信任崩潰。這比冷戰時期更隱蔽、成本更低、更具毀滅性。

三、由專業主義轉為新威權主義的平庸

雅科夫列夫在書中詳盡描述了他與普京早年的恩怨，將其形容為「平庸之輩的報復」。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，這反映了當前威權體制的關鍵特徵：新威權主義講求必須絕對掌控宣傳機器，至於意識形態如何，已是次要。

二十世紀的情報官僚體系（如KGB、CIA），崇尚專業主義與邏輯推演；然而二十一世紀的新威權主義則擁抱「平庸的惡」。當代的情報操縱者發現，摧毀一個社會最快的方式不是竊取它的機密，而是癱瘓它的「專業體系」。當專家、學者與記者的聲音被淹沒，國家的決策必然走向崩壞。這種由權力者帶頭進行的「反智化」操弄，是二十世紀精英諜戰從未出現過的毀滅性武器。

四、價值「虛無」的公民危機

書中提到的「非法情報部」黃昏與那些「沒有主人的叛徒」，描述了特工在失去國家支持後的孤立與混亂。大家可以想像，這種狀態也延伸到全世界：我們置身數位空間，都不知不覺淪為某種形式的「間諜孤兒」。

在二十世紀，間諜尚有明確的效忠對象（即便那可能是一場騙局）；但在當代認知戰中，目的不是要令大家相信「Ａ」，而是要讓我們覺得「Ａ、Ｂ、Ｃ、Ｄ」都可能是假的。同時，我們在點擊、分享與按讚的過程，無意中成為他國意識形態的「無償代理人」。我們的心智被海量資訊稀釋，迷失在同溫層，到最後只講立場不求事實，淪為別人的棋子。這種對公民心智的集體操弄，正是雅科夫列夫所揭露的陰暗面。

《是誰在操縱世界》是精彩的間諜回憶錄，也是讓我們反思二十一世紀認知作戰的危害。雅科夫列夫選擇以文字揭露真相，是對那套「說謊制度」最激進的反抗，提醒我們：面對二十一世紀認知作戰的最核心武器，在於每一位公民追求事實真相的意志與韌性。

在操縱日益精密的當代地緣博弈，在被迷霧覆蓋的數位網路世界，但願我們能夠守住那份對真實的渴望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暗影交織的二十一世紀保持清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