特朗普訪問北京，其實，我覺得這是很悶的話題。但與此同時，我又一直對「中美元首外交」這個題目有點奇怪感覺，因為身邊夫人當年碩士論文「研究」的，正正就是中美元首互訪，得出了石破天驚的觀察：中美元首見面越多，中美關係越重要。

當然，沒有研究員會引述這篇「論文」，但國際關係學界對國家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直接互動，也的確自成一家，稱之為 「summit diplomacy」。例如外交研究學者Geoffrey Berridge 是長期研究這類峰會外交的權威，而從冷戰到今天，中美元首互訪足以構成一個大數據 pattern，幾乎已變成全球政治代表場景：有時真的可以改變世界，有時則只是把世界原有變化，用人類可以理解的方式展示出來。我們可以先重溫一些「成功」例子，然後，再說失敗的。

真正改變歷史的第一個例子，當然是尼克遜 1972 年訪問北京，當時中美尚未建交。

那次訪問之所以重要，自然不是因為一貫反共的尼克遜突然欣賞中共，而是因為中蘇交惡後，中美第一次發現彼此有共同戰略利益。美國深陷越戰，希望利用北京牽制蘇聯；中共則希望打破國際孤立，而且也擔心蘇聯乘虛而入。《上海公報》不只是外交文件，而是直接改變冷戰三角結構的劃時代產品。其後中共獲得聯合國席位、中美正式建交、鄧小平改革開放，全部都是這次突破的副產品。

另一個沒有那麼受注目、但同樣改變世界規則的美國總統訪華例子，其實是1998年的克林頓。

今天很多人已經忘記，曾幾何時，西方精英對中國崛起其實抱有相當樂觀、甚至帶點天真的想像。冷戰結束後，華府主流精英普遍相信「和平演變論」，相信只要中國持續融入全球化，最終就會「自然而言」成為自由主義陣營的一員。自然而言？沒錯，當時就是那麼天真。克林頓訪華，本質上是這種 engagement strategy 的高峰，確立了美國「全力支持」中國融入美國領導的全球化秩序的基本國策。其後中國成功加入WTO，不用再年年用釋放政治犯和美國交換最惠國待遇，大量外資與產業鏈進入中國，中國正式變成「世界工廠」，然後，the rest is history。可以說，今天中國的經濟規模，很大程度源自這段時代建立的國際環境，也就是北京官方說的「戰略機遇期」（aka 美國千載難逢傻仔期）。

還有一個改變歷史的例子：喬治布殊。

他剛上台時，其實對中國相當警惕，曾將「北京獨裁者」和「巴格達獨裁者」薩達姆並列，將中國定義為 “strategic competitor”。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，更令中美關係一度非常緊張。但9/11事件之後，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中東，北京則非常聰明地配合美國反恐框架，自己乘機韜光養晦搞經濟。諷刺的是，喬治布殊結果反而成為歷史上訪問中國次數最多的美國總統，任內一共訪問了四次，離任後甚至被北京認可為「中國人民老朋友」。當然，「越見越友好」並不是因為雙方突然互相信任，而是因為當時中美權貴階層（不代表人民）仍然存在共同利益，即所謂「利益共同體」。

喬治布殊越見越友好，有沒有中美建交後任內沒有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？原來也有，一個是卡特，不過這時期特例，他任內中美才正式建交，來不及訪問自己就下台，他任內接待鄧小平訪美，甚至是中美關係的高峰。真正任內沒有訪華的美國總統可能大家都不大為意，就是不久前還在台上的拜登。

拜登並非不重視中國，不見面也有疫情的藉口。但無論如何，他可能是冷戰結束後最 systematically 將中國視為長期戰略對手的美國總統。只是他的「強硬」，不像特朗普般 theatrical，而是 institutional 的：晶片出口管制、AI科技封鎖、供應鏈重組、聯盟化圍堵，都是他任內的政策，全部顯示華府已開始將中國視為長期結構性競爭者。

在拜登年代，「沒有見面」本身，已經是一種歷史訊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