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說尼克遜、克林頓與喬治布殊代表了那些產生真正改變的中美元首峰會，歷史也存在另一類美國總統訪華：場面極大、規格極高、媒體極 hyper，但實際上，幾乎沒有改變任何東西，甚至只是替原本已經開始惡化的關係，提供一場各取所需的肥皂劇。

第一個例子是1975年福特總統訪華。

今天很多人已經忘記這次訪問的存在。原因很簡單：它基本上只是尼克遜外交的延續，沒有自己的個性，也沒有破局的能力。當時美國深陷水門事件後的混亂，總統影響力空前下降，中國大陸則進入毛澤東晚年的權力鬥爭，雙方都沒有額外政治資本，去推動外交突破。因此場面雖然存在，但沒有真正改變任何結構，在當時的歷史脈絡，其實非常浪費。

比較近代的例子是奧巴馬。

2009年前後，全球金融海嘯剛爆發，外界曾經非常流行一個概念：「G2」。不少人認為，美中兩國可能共同管理世界秩序，當時奧巴馬訪華，國際媒體就是這樣的氛圍。

但中美真正的戰略互信，其實已經開始瓦解。那時候，美國精英逐漸覺醒，開始擔心中國崛起，北京則一直深信「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」，其後南海、網絡安全、亞洲再平衡等問題迅速升溫。回頭再看，奧巴馬時代的元首峰會，頗有「最後晚餐」的味道：表面仍然合作，但 underlying strategic consensus 已經消失。

不過更戲劇性的例子，始終是特朗普。

2017年，特朗普1.0訪華，北京當時以帝王級規格接待他，希望透過 personal diplomacy 直接影響特朗普本人。然而特朗普是極高 volatility 的政治人物，他當選後未正式上任，已經和蔡英文通電話，甚至公開質疑「一中政策」（參見今天的「時間囊」經典復刻文章）。北京對特朗普一直帶有強烈的不安全感，只是覺得 「危險，但可能可以交易。」 結果不到一年，中美全面爆發貿易戰、科技戰，證明當結構性利益衝突形成，再盛大的元首外交場面，也不可能逆轉大方向。

不過元首外交真正有趣之處，有時也來自沒有見面，即法律概念的「omission」。見不代表很好，但不見通常就是不好。除了拜登的例子，我們也可以骨灰級考古，談談蔣介石。

美國杜魯門總統對蔣介石長期相當反感，美國外交圈普遍認為國民政府腐敗、低效、過度依賴美援，這是蔣介石被美國幾乎放棄的重要原因。有趣的是，兩人從未真正建立過元首層級的直接互動，雙方缺乏任何 personal trust，兩國之間只剩下 bureaucracy、戰略誤判與 mutual frustration。

相較下，羅斯福總統就很支持蔣介石，而二人是見過面的。開羅會議期間，二人談笑甚歡，當時羅斯福將中國視為戰後「四強」之一，大大提高了蔣介石的國際地位。雖然這種和諧很大程度只是 wartime alliance chemistry，而不是長期穩固的互信，羅斯福去世後，美國對他的態度急轉直下，但也反映了元首外交始終有它的作用。

這次特朗普訪華，必須明白他與歷任美國總統外交最大的差異，不是對北京「強不強硬」，而是他很有意識繞過國內「deep state」和技術官僚行事。他不太相信國務院、外交官與傳統 alliance system，反而更相信領袖之間的 personal chemistry 與直接交易。過去尼克遜、克林頓、喬治布殊等人的元首外交，本質上仍然是制度外交的延伸，很多協議其實早已由官僚系統談好，元首只是最後拍板。

特朗普則不同。

對他而言，元首外交本身就是繞過 bureaucracy、直接處理國際政治的一種方式，而他一直以「deal王」自居。這也是為甚麼他可以一面稱讚習近平，一面發動貿易戰。換句話說，特朗普不是不相信元首外交；相反，他可能比歷任總統都更相信「領袖本人」的重要性。只是他不認為元首外交可以建立長期共同未來，只是將峰會當作缺乏互信下，直接管理競爭的短期方式。

偏偏在特朗普時代，世界結構已經改變。由尼克遜到奧巴馬，美國對華政策背後一直有個共同前提：美國相信，中國最終可以被納入現有國際秩序。某程度上，特朗普1.0已經親手終結了這個時代。到了2.0，更是不可逆轉，無論見面時談了甚麼，如果當真，未免太天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