特朗普與習近平見面的畫面，總是充滿喜感。鏡頭下，特朗普對習近平總是不停說話、做足所有口部和肢體語言，很想對外營造二人「很熟」的感覺，但無論他怎樣落力演出，習近平總是依然故我，不會「交戲」，就是微笑、點頭，一切交由翻譯慢慢處理。不少人都在想：這樣的溝通，是否真的是「溝通」？值得思考的，並不是「習近平懂不懂英文」，而是為甚麼今天的中國最高領導人，已經不願意透過任何外語，去證明自己國際化？

我們不妨將歷代中國領導人的外語能力放在一起並列，這就是一整部中國近代史。

未說中國領導人之前，不妨說一個 fun fact。人類歷史上，懂得最多外語的領袖，是哪位？如果我們把「港督」也歸入領袖之列，這個紀錄，很可能出現在香港。話說第四任港督寶靈爵士（John Bowring）是十九世紀最有名的語言狂人之一，他自稱懂二百種語言、能說一百種，當然大有吹水成份，但至少法語、德語、俄語、波蘭語、捷克語、匈牙利語、阿拉伯語、波斯語、拉丁語、希臘語等二十種以上語言，學界普遍認為他確實有相當程度掌握，而身為港督，他據說也懂中文。畢竟十九世紀的帝國世界，本來就將 multilingualism 視為文明與權力象徵。從前介紹過，大家熟悉的毛孟靜丈夫 Philip Bowring，正是寶靈家族後人。

説回中國。

20世紀初年的中國領導人是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說英文只有穿越劇才會出現，但她晚年確曾開始接見外國外交官夫人，例如美國公使夫人 Conger 等人，甚至會一起飲茶、聊天、送禮，形成晚清特殊的「女性外交」。慈禧本身不懂外語，所有交流都依靠翻譯與宮廷禮儀進行，但外交官夫人們對這種「柔性外交」其實頗為受落。起碼那是西方人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大清帝國的最高權力核心，慈禧則是要直視一個無法再閉關鎖國的世界。

慈禧之後的孫中山是另一種典型。

作為我的中學師兄，他是真正的 cosmopolitan revolutionary：少年時在夏威夷接受英語教育，其後在香港讀書，英文水平甚高，能直接用英文演講、募款、與西方傳媒打交道。而且他也懂日語，有不少日本金主，雖然日語未算流利，但可以依賴漢字筆談。當時中國與日本之間，比現在更緊密共享漢字文明圈，很多政治概念本來就是半翻譯狀態：革命、共和、社會、哲學、經濟，整套近代漢語政治 vocabulary，本來就是經日本再輸入中國。

同樣掌握日語的是蔣介石。對那一代中國青年而言，日本才是現代化的樣板，蔣介石在日本軍校受訓，他的軍事觀、組織文化、國家紀律感，都深受日本影響。今天很多人以為蔣介石天然「親美」，其實那是後來冷戰的結果，精通英文的只是他的妻子宋美齡。蔣介石骨子裡，似乎更崇尚日本化的軍事現代中國，就算是八年抗戰後，依然敢邀請日本人當軍事顧問。

到了中共建政，其實也不是自絕於世界。

毛澤東幾乎不懂任何外語，但他起碼會用「外語」這個題目，和外國人 ice breaking。例如美國記者斯諾在1939年訪問延安時，送了一本《西行漫記》給毛澤東，然後收到毛澤東的一張字條：「三塊肉喂你馬吃」，原來這就是「Thank you very much」。這樣的典故來自當事人，我們很難 fact check，但毛澤東和基辛格見面時，曾自嘲「Paper tiger」是他的發明，卻見諸正史。

（待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