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少西方外交研究往往低估了江澤民，經常從鄧小平的「韜光養晦論」，直接跳到胡錦濤的「和平發展觀」。其實江澤民對中國外交也產生了深遠影響，並以下列兩例最為重要。

首先是他對9/11事件的回應。

喬治布殊上台後，根據最初的施政姿態，原來頗有可能將中國列入頭號打擊對象。他曾公開宣布中國並非克林頓所說的「戰略伙伴」，而是「競爭對手」，北京十分擔心他提出的導彈防禦計劃就是為了針對中國。觀乎布殊首任內閣的單邊主義傾向，以及前防長拉姆斯菲爾德歷來對中國的取態，假如沒有9/11，布殊任內的戰略重點可能不在中東，而在東亞。

上述憂慮在2001年的中美南海撞機事件到達頂峰，當時中外輿論紛紛預言「新冷戰」來臨。克林頓剛上台時對華也是十分強硬，但那主要在經濟人權等層面，不受美國企業歡迎，注定難以持久；但要是共和黨把中國當作對手處理，則不會有太多內部制衡，這是當時中國的真切危機。

世貿大廈被撞毁後，江澤民第一時間直接致電布殊，表達全力支持美國反恐，此後更補充說是「無條件支持」。這令美國對華政策出現根本改變﹕一來新興敵人已出現，共和黨毋須再浪費時間，塑造一個戰略對手；二來江澤民的身段放得很低，有點出乎布殊意料之外，令他相信中國並非鐵板一塊。

說江澤民「身段放低」，自然不是指他打電話、提供無條件支持，而是有實際行動的﹕美國反恐戰爭的頭號目標是阿富汗塔里班，而塔里班是巴基斯坦扶植出來的，當時的巴基斯坦強人穆沙拉夫秘密向最重要盟友中國請示，該如何回應美國的反恐要求，江要他「毫無保留的配合」，這是布殊內閣真正承中國情之處。

江澤民利用這機會迅速扭轉中國外交政策，對鄧小平的「韜光養晦」外交作出「微調」，把口號改為「把握機遇、因勢利導」，避免了中美新冷戰的格局，這是六四後中國外交政策的最大變更。過去十年是中國發展最快的十年，假如美國鎖定中國為頭號對手，大概不會有這樣的景况。布殊離任時，又成了「中國人民老朋友」，江澤民應記一功。

不過中國外交的一大潛在隱憂，也源自江澤民時代。

近年中國民族主義興起（儘管根據官方說法，「中國沒有民族主義，只有愛國主義」），源頭正是六四事件後，北京希望以民族主義指導國民意識形態、鞏固執政黨的認受，過程中，江澤民的角色十分關鍵。

他對美國是相對克制的，但對日本則頗不同。不少日本學者認為近年中國的反日外交直接源自江澤民。例如江澤民曾在訪日期間公開要求日本道歉，事前卻沒根據外交慣例充分打招呼，這類姿態，被日方認為是故意迎合中國國內民族主義者，而國內民族主義者對日方的回應也不滿意。江澤民任內，中美出現兩次特大衝突（南斯拉夫炸館事件、南海撞機事件），反美情緒卻被官方按下來；中日沒出現突發衝突，兩國關係卻因為日本入聯、道歉爭議、教科書爭議、日相參拜靖國神社等持續惡化，令反日取代反美，成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第一主軸。

問題是中國民間的反日訴求是不可能得到滿足的。他們知道在可見將來，中國政府不似會有具體行動收回釣魚島，也不可能對日相是否參拜靖國神社、扶桑社如何演繹二戰歷史有任何影響力。結果，釣魚島成了未來中日正面衝突的潛在熱點，一旦中國反日情緒愈來愈烈，而政府不能在經濟層面滿足群眾，就有可能要正面回應上述情緒了。

*改編自沈旭暉《明報》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