特朗普到北京和習近平見面，習近平公開談及「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」。也許對一些朋友而言，這個名詞相當彆扭，但在國際關係學界，這已經是類似「文明衝突論」這樣的老掉牙題目，我多年前也曾多次介紹。既人習近平親自進行科普，我們也不妨重溫一下，溫故知新。

「修昔底德陷阱」（Thucydides Trap）這名詞，出現在特朗普1.0上台之後，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艾理森（Graham Allison）出版了《命中注定的戰爭：美中能逃過修昔底德陷阱嗎？》（Destined for War: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's Trap?）一書，把這題目炒熱。

那「修昔底德」是誰？他的「陷阱」又是甚麼？名字也許難記，不如先說「陷阱」。

所謂「陷阱」，主場是公元前五世紀的伯羅奔尼撒戰爭（Peloponnesian War）。

當時愛琴海沿岸的希臘世界有兩大集團，分別是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（Delian League），與及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（Peloponnesian League）。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前夕，雅典飛速發展，處於黃金時代，古典民主政治發展成熟，也擁有強大的艦隊與海洋貿易網絡。斯巴達則在陸上軍事佔優，而依舊保留寡頭政治制度。公元前431年，伯羅奔尼撒聯盟對提洛同盟發動攻擊，引發兩大陣營全面戰爭。這場「古代世界大戰」在公元前404年塵埃落定，雙方都蒙受巨大損失，最終斯巴達獲勝，雅典的「黃金時代」隨之告終。

伯羅奔尼撒戰爭在古希臘史、乃至整個人類戰爭史研究，都至關重要。這不僅由於大戰波及範圍甚廣，更因為它是首次被完整、專業地記錄下來，記錄者就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（Thucydides）。他的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》是今天研究古典國際關係理論的經典之作，在著作中，修昔底德展現了嚴謹的史料搜集態度和邏輯推演能力，被稱為「科學歷史之父」。他認為個人政治行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，均源自人性的恐懼、對利益的追求，成為「古典現實主義」的濫觴。

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研究中， 最為後世關注及爭辯的，就是戰爭爆發的深層原因。修昔底德認為，正是雅典崛起、斯巴達對此恐懼，才讓二者的戰爭無可避免（“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.”）。自此，在近代國際關係研究中，凡是討論崛起國（rising power）與守成國（status-quo power）之間的結構性矛盾，上述觀察，幾乎成為了必定被引述的金句。

將以上金句演繹為國際關係理論的，則是當代國際關係學者：艾理森。

但其實在這個「陷阱」以外，這場古典戰爭還有大量經典場面，成為歷史學者、國際關係學者最愛從中獲取靈感、然後製造理論的寶庫。這有點像很多中國成語來源，都是源自春秋戰國時代的一系列戰爭。以下三個名詞，都是源自同一場戰爭的 IR 科普必讀：

首先是「米洛斯對話」（Melian Dialogue）。話說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，愛琴海小島米洛斯希望在雅典與斯巴達之間保持中立，而雅典拒絕接受。根據修昔底德記載，雅典使者直接對米洛斯人攤牌：「強者做得到的事，就會去做；弱者只能承受自己必須承受的事。」 最終雅典攻陷米洛斯，成年男性被處死、婦孺淪為奴隸，非常慘烈。這段「米洛斯對話」，後來成為國際關係現實主義最經典場景之一：當大國安全與權力受到挑戰，道德往往不是決定因素，小國很難對沖左搖右擺。直到今天，無論是烏克蘭、台海，還是小國如何在大國競爭中生存，都依然看得見這種邏輯。

到了戰爭中期，雅典已經消耗巨大，但「建制派」主導的政壇仍決定遠征西西里，希望進一步建立地中海霸權。這場遠征因戰略錯判、內部政治鬥爭與指揮混亂，以徹底失敗告終，整支雅典艦隊幾乎全軍覆沒，大量士兵困死異地。修昔底德筆下，這不只是一次軍事失敗，而是一個強權因過度自信與帝國衝動而走向災難的故事。國際關係經常談論的「帝國過渡擴張」（Imperial Overreach），無論是美國在越南、蘇聯在阿富汗、中國在南海，都經常援引這場兩千多年前的西西里遠征。

戰爭期間，也出現了雅典瘟疫。在戰爭初期，雅典原本依靠海軍與財力佔優，大量人口撤入城內準備長期抗戰，但卻爆發大瘟疫，連修昔底德本人也曾染病。他記錄當時城內屍體遍地、法律與宗教秩序崩潰，人們開始失去對未來的信心，連領袖伯里克利也病死。對後世而言，雅典的危機不只是軍事問題，更是社會心理與文明信心的崩潰。我們經歷 Covid 後，再回看這段歷史，會更明白集體恐懼一出現，也會對國際秩序構成深遠影響。

最終，伯羅奔尼撒戰爭由開戰前被看低一線的斯巴達陣營獲勝。修昔底德自己是雅典貴族，記載敵人的勝利，當然會有人認為偏頗，但他的觀察其實是超越了狹隘「城邦民族主義」地劃時代的。雅典在公元前404年投降，被迫拆毀長城、交出艦隊，曾經代表古希臘黃金時代的民主與海權霸權隨之衰落。斯巴達雖然贏得戰爭，但沒有雅典的文治傳統，無法建立真正長久的秩序，加上長期消耗令整個希臘世界元氣大傷，各城邦互相削弱，最終在數十年後，被北方崛起的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征服。

因此不少後世學者認為，伯羅奔尼撒戰爭沒有真正勝利者，結局反而是古希臘文明的「攬炒」。這也成為「修昔底德陷阱」最警世的一點：當「崛起國」與「守成國」全面衝突，即使分出勝負，也可能令整個國際文明體系一起衰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