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國共內戰後期，英國和美國一度就香港前途問題達成共識，共同暫時拒絕承認中共建立的新政權，直到政權達成兩個條件：一是有效管治全國地區，二是承認其國際義務和獲得人民認可，才會考慮與之建交。 所謂「承認其國際義務」，邏輯上，自然包括承認前朝簽訂的國際法條約，例如香港屬於英國的《南京條約》。

然而當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，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兩岸分治格局正式形成，英國為確保香港安全，卻決定推翻原先與美國之間的默契，於1950年1月6日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，其後雙方於1954年建立代辦級關係，雖然未正式建交，但也只是一步之遙，希望藉此確保香港的穩定局面。

葉霖甚至指出，英國決策者當時有一個基本假設：只要將香港發展成一個組織嚴密、貨暢其流的自由港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長期利用香港與世界貿易，從而延後「收回」這個殖民地的時間。從1949年至1997年的歷史發展回望，某程度上，英國的判斷是準確的。雖然中港邊境曾偶有衝突，香港亦經歷中共左派支持的「六七暴動」等重大管治危機，但除此之外，大部分時間仍維持相對和平與穩定，直至1997年政權移交為止，而這亦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與此同時，美國在香港的角色則變得愈來愈微妙。美國明白，若直接軍事介入香港問題，隨時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，因此艾奇遜只表示會向英國對香港的主權主張提供道義支持，並支持英國在聯合國備案。這種態度反映美國一貫戰略思維：盡量克制，避免直接動用軍事力量，透過國際機制與外交壓力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施加影響。

美國除了利用國際壓力打壓中共，也充分運用香港的特殊角色，希望在國共兩方之外，尋找第三種合作可能，逐步將香港塑造成「反共橋頭堡」，並在香港投入大量資源，搜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報。由於美國當時尚未建立成熟的中共情報體系，需要借助不少熟悉中國事務的在港文化機構，例如友聯出版社、友聯研究所等均接受美國經費，使香港逐漸成為西方蒐集中共情報的最前線。再加上香港華人社會本身已分裂為親中華民國的右派，以及親中國共產黨的左派，再配合「第三勢力」的興起，最終形成三方鼎立的政治格局。

其實美國將中華民國失去中國大陸的原因，簡單歸咎於國民黨自身無能，未免過於片面。當時國民黨在基層逐漸失去民心，貪污腐敗問題嚴重，未能有效改善民生，確是部份事實，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，中共提出「共產」概念，並以此作為政治宣傳，自然容易吸引基層支持。但許多中國民眾當時未意識到，「共產」背後同時涉及一整套更複雜的政治與國際問題，包括獨裁體制、與蘇聯的結盟，以及冷戰格局下與美國陣營的全球衝突等。這些因素牽涉之深，足以影響整個世界秩序，甚至可能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戰邊緣。處於兩大陣營之間的香港，忽然間跌入這個角色，當時大部份香港人並不為意，事後回看，卻也是驚險萬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