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當提到韓戰期間的聯合國禁運，不少人都會想到香港商人如何把握禁運帶來的機會，透過轉運和走私貨物獲利。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，自然是「愛國商人」霍英東。

霍英東在自傳中毫不諱言，自己曾參與運送聯合國禁運物資前往中國大陸，包括厚鐵皮、鐵板、水喉通及汽油等物資。他亦承認曾與海關、水警等政府人員建立關係，在他們的協助下進行相關業務，並從中獲利。按照他的說法，貨物通常先運往澳門，再交由具有中共背景的南光公司處理，部分貨物其後再轉運至深圳蛇口。

不過，霍英東一直強調，自己從未運送軍火。

然而，即使霍英東作出否認，時任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仍曾抱怨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禁運之下，依然能夠獲得重要軍事物資。當然，麥克阿瑟的說法無法直接證明這些軍事物資由霍英東運送，但至少反映出當時確有商人透過各種渠道，協助中國大陸政權取得禁運物資。從現有資料來看，霍英東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，當時願意充當「白手套」、從中牟利的香港商人，相信並不在少數。

當然世上沒有只賺不賠的生意，作為香港的「白手套」，不少商人都需要承擔相當風險，霍英東亦不例外。例如他曾回憶，有一次清晨利用貨船搬運貨物，主要載運水喉通等物資，而遭香港政府盯上。貨船啟航後，政府船隻一路追截，甚至動用機槍射擊。事件最終雖然不了了之，但足以反映當時從事相關貿易活動的風險。然而，也正因為風險極高，相關「商業活動」往往能夠帶來非常可觀的利潤；如果連同數十年後的「政治投資」一起計算，更是一本億萬利。

或許不少人認為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香港這雙「白手套」背後的主要推手，但實際上，英國政府同樣在某程度上促成了這種局面的形成。正如前文所述，美國及聯合國推動對中國實施禁運，並敦促英國在香港落實相關措施。然而，英國經過戰略評估後認為，韓戰不會直接波及香港，因此香港政府大致沿用處理本地「第三勢力」的方式：除了禁止軍火交易及軍事介入外，對其他政治和經濟活動採取相對寬鬆的態度。只要不影響香港的管治權，當局一般不會主動干預，甚至還會默許、乃至鼓勵。正是在這種特殊環境下，香港作為「白手套」的角色得以逐漸形成，並在韓戰期間發揮微妙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