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美國角度觀察韓戰期間的香港，可以更清楚理解港英政府當時的處境。

1951年6月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（Dean Gooderham Acheson）向參議院指出，若香港落入中國共產黨手中，不但會損害聯合國利益，也會嚴重影響美國在香港的利益。與此同時，蔣介石亦表示願意協助美國，說假如香港爆發戰爭，「中華民國願意派兵支援」，更有點此地無銀的說不會借題發揮，保證在戰事結束後撤離香港。這些表態令英國意識到，香港局勢已經牽動多個主要國家的利益與戰略考量，香港問題已經不是英國可以一家說了算。

從另一個角度看，中國共產黨亦意識到香港問題已不再只是中英之間的問題。一旦強行以武力攻佔香港，不但可能引發更大規模的國際衝突，甚至有機會演變成世界大戰。再加上香港本身擁有重要經濟價值，因此北京始終克制，就算在最激進的年代，也沒有貿然採取軍事行動。

在這種背景下，英國開始從經濟利益角度重新設計香港的定位。當英國仍控制香港、新加坡等亞洲重要港口時，如何利用這些港口創造更大經濟效益，成為外交界的主導思想，令英國採取較為靈活的態度，對香港「白手套」活動抱持某種程度的默許，形成外界所說「睜一隻眼、閉一隻眼」的局面。

在古今中外，每當禁運政策出現，世界各地往往亦會隨之出現走私活動，以規避限制並從中獲利。霍英東等商人正是在這段時期突破西方封鎖線，將物資運往目的地，在不同勢力之間扮演特殊角色。某程度上，他們猶如走在鋼線上的平衡者，既承擔風險，也掌握機遇。憑藉這種獨特角色，霍英東在1950年代累積了可觀財富。對不少香港商人而言，這是建立商業王國的重要契機。其後霍英東逐漸獲得北京信任，成為廣為人知的「愛國商人」，其他商人也更懂得「白手套」的玄妙，紛紛在其他範疇效法。

美國當然明白自己與英國在香港問題上利益相連，一直密切關注香港局勢。1953年，艾森豪威爾出任美國總統，杜勒斯（John Foster Dulles）接任國務卿，嘗試安撫英國並向英方保證，一旦香港面臨軍事或經濟危機，美國願意提供協助，其實是從新宣示美國在香港的白手套貿易也有持分。翌年，香港總督葛量洪訪問美國，期間表示若香港遭到入侵，「預料美軍將提供空中支援」。這些表態，反映美英兩國逐漸化解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的部分分歧，並在香港問題上形成較大程度的合作，對中共的克制，也有一定作用。

韓戰於1953年7月正式停火，香港面對的外部壓力逐漸減輕，緊張局勢亦有所緩和。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，香港本地經濟得以持續發展，並繼續發揮其商業與轉口中心的功能，但其實「白手套」的角色從未終結，直到今天，依然一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