雖然聯合國禁運曾令香港貿易受到重大衝擊，但香港商人並沒有坐以待斃，有人擔任「白手套」，有人積極尋找其他新出路，對此專門研究香港與美國戰後關係的韓墨松（Peter E. Hamilton）提供了不少值得參考的數據。

背後的結構改變是1953年起，美國領事館與香港政府開始推行產地來源證明制度，香港政府、商界與美國領事館之間，逐漸形成某種「鐵三角」合作關係，大大有助推動香港製造業發展，從統計數字可見這種轉變的軌跡。1950年，香港出口貨品之中，只有約25%屬於香港製造；到了1962年，這個比例已上升至75%。換言之，香港經濟逐漸由單純轉口港，轉型為以本地製造業為基礎的出口經濟。正是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陣營之間尋找生存空間，香港才逐步建立自身的經濟模式，並為日後的高速發展奠定基礎。但其實從第一天開始，「Made in Hong Kong」就有一定水份，只是上述政策下的便利產品。

以紡織業為例，1955年香港對美國的紡織品出口額只有1,500萬港元；到了1960年代初期，出口額已大幅增加至3億4,000萬港元。短短五年間，增幅超過22倍。這些數字反映的，不僅是香港紡織業的起飛，更重要的是香港成功找到合適的貿易夥伴，並建立穩定合作關係。與此同時，大批中國大陸南來商人帶來資金、技術和管理經驗，而香港本身則擁有大量且相對廉價的勞動力。在多項因素共同作用下，香港紡織業得以在數年間迅速擴張。

韓墨松又以唐炳源之子唐驥千為例，說明香港商人如何打入美國市場。他首先在哈佛商學院建立了重要人脈網絡，認識後來負責美軍軍備採購的同學，使南海紗廠成功取得美國五角大樓訂單。即使到了越戰時期，美軍仍然是其長期客戶之一。然後唐驥千取得美國公民身份，成功進入美國inner circle，在當時冷戰與貿易限制的大環境下，美國公民身份有助提升商業信任度，降低市場進入門檻。然後他善用不同渠道拓展業務，例如曾在哈佛商學院校友雜誌刊登招聘廣告，聘請校友協助銷售成衣產品。其後相關生產線每日產量達到200件以上，成功獲得穩定的美國訂單，建立長期銷售網絡。

這些經驗，逐漸成為香港商人經營美國市場的重要模式。加上上一章提及的香港國際交通網絡持續改善，無論海運還是航空運輸，往返香港與美國所需時間均大幅縮短，不但方便商務往來，也提高貨物流通效率，香港與美國之間的經濟聯繫，就變得結構性的密不可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