🇺🇸🇨🇳🇹🇼🇭🇰 美國在香港積極運用文化與出版力量推動「軟實力」之際，很快遇上一場意料之外的宣傳戰。

1952年2月21日，新華社首次發表消息，指控美軍在韓戰期間散播細菌，刻意利用霍亂、鼠疫等傳染病攻擊共產陣營軍民。這項指控迅速成為國際宣傳焦點，並在亞洲及第三世界國家廣泛流傳。對北京而言，這不僅是一次戰時指控，更是一場針對美國國際形象的政治攻勢。

面對這股大外宣，美國嘗試透過旗下出版網絡反擊，其中包括利用《今日世界》等香港刊物，發表文章澄清，例如甘乃悌（George Kennedy）撰文批評所謂「細菌戰」的說法，認為有關指控缺乏事實基礎。然而這類文章大多從醫學或技術層面入手，詳細討論霍亂、鼠疫、肺炎等疾病的傳播方式，卻未能有效回應宣傳戰造成的政治影響，難以在輿論層面取得效果。

與此同時，香港友聯出版社則採取了另一種策略回應。

友聯創辦人之一徐東濱以筆名岳鴻文出版《論細菌戰》一書，並將其譯成英文，從政治宣傳與意識形態角度分析事件，反駁共產陣營的論述。徐東濱畢業於西南聯大外語系及北京大學西語系，英文能力出眾，亦長期接觸左翼知識分子圈子，與美國官方技術性的回應相比，徐東濱更熟悉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模式，懂得如何針鋒相對，也逐漸引起美方注意。

從某種意義而言，「細菌戰」事件反映了冷戰初期美國在亞洲宣傳工作的局限。美國雖然擁有龐大的資訊和出版資源，但對中國共產黨的大外宣語言、群眾動員方式，以及意識形態宣傳技巧，仍缺乏深入理解。相反，像友聯出版社這類由中國反共知識分子組成的文化機構，對共產陣營的運作邏輯更為熟悉，發揮了美國官方機構難以取代的作用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美國與友聯的合作逐漸深化，資助越來越多。除了出版和文化活動外，在美國支持下，友聯亦協助蒐集資料、分析中國局勢，直接參與冷戰的思想與輿論戰。

1952年底，艾森豪威爾（Dwight D. Eisenhower）當選美國總統後，美國逐步調整對華政策，減少對部分流亡華人政治團體的直接支持。然而在文化與宣傳領域，美國的投入並未減弱，反而愈來愈重視透過出版、教育、文化交流等方式塑造自身形象，希望以較柔性方式與共產陣營競爭。在香港，支撐這套文化冷戰的重要機構，正是友聯研究所。如果說美國新聞處是冷戰香港自由陣營的資金與平台，友聯出版社是出版機器，友聯研究所則可以說是整個系統的大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