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上一代父母愛和子女說「我的志願」，總是假定有「生涯規劃」這回事。其實西方人很少來這一套，身為中國研究權威的史景遷要到了二十多歲才開始正式學中文，之前二十多年的黃金時代人生，都和中國半點關係也沒有，絕對是半途出家。這和不少大師的經歷大相徑庭。

他本來的人生軌跡，是一個文青，可能會成為小說家。遇見中國之前，Jonathan Spence 的人生十分 British，但同時也十分多元。

史景遷 1936年出生於英國，可以說是書香時代。他父親 Dermot Spence 曾就讀牛津大學、德國海德堡大學，精通德文，從事過出版、藝術工作。雖然德國在一戰後變成英國敵人，但到德國大學留學，依然是一些英國知識份子家庭的 premium 選擇。另一邊廂，他母親 Muriel Crailsham Spence 則長期研究法國語言與文學。Spence 家充滿閱讀與外語氛圍，清單還有他哥哥研讀古典學，妹妹後來成則為法文、德文及意大利文翻譯家。後來史景遷研究中國，常被視為跨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，他的原生家庭本身，已是一個跨文化世界。

十三歲時，史景遷進入 Winchester College。這是英國歷史最悠久、最著名的公學之一，培養過大量政治人物、外交官和學者。在校期間，他曾獲得歷史獎項，但與中國仍然沒有甚麼關係。後來他曾說研究中國的原因，正是它「陌生而吸引」，產生好奇，而不是熟悉。

後來他進入劍橋大學 Clare College，讀的繼續不是中國研究，不是東方學，也不是語言，而是歷史，但他更活躍於文字世界，完全是一個文青。例如他曾擔任學生雜誌《Granta》編輯：今日《Granta》是世界知名文學雜誌，發掘了好些文豪、也有爭議人物，例如後來以《撒旦詩篇》被伊斯蘭教追殺的作家 Salman Rushdie等人，就曾在《Granta》刊登文章；但在史景遷的時代，它主要還是劍橋學生刊物。除了《Granta》，他亦曾參與《Varsity》學生報工作，甚麼文章都寫。

這些經歷透露的，並不是一個未來漢學家的成長軌跡，只是一個年輕寫作者的養成。

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（NEH）整理史景遷生平時，直接提到在劍橋時期，他最希望成為的是小說家。難怪他一生的作品都是 story-telling，因為他的基礎訓練其實是講故事。到了進入中國史學界，他最著名的從來不是理論、方法論，而是敘事能力。《王氏之死》、《利瑪竇的記憶宮殿》、《洪秀全與太平天國》、《追尋現代中國》等等之所以能吸引大量非專業讀者，正是因為它們首先是精彩的故事。這種對文字、人物與敘事的興趣，才是他的成長軌跡。

說來，史景遷和同代文青一樣，也有「勇武」一面。中學畢業後，他按照當時英國制度服國民兵役（National Service），駐紮於西德，處於對抗蘇聯的最前線。當時東西德邊境被認為是潛在熱戰爆發點，美國、英國、加拿大有幾萬士兵進駐，史景遷在西德兩年，離開之後大概再兩年，就是「貓王」Elvis Presley 到西德服役的時間，可見那一代人雖然南轅北轍，冥冥中總有共同經歷。日後史景遷的著作經常處理帝國、戰爭、革命與國家權力等議題，我們不知道參軍這段經歷究竟對他有多大影響，但起碼令一個文青接觸到落地的最前線，則明顯是事實。

1959年，Jonathan Spence 從劍橋畢業。此時的他仍未學過中文，仍未研究中國，甚至未確定未來的學術方向。「史景遷」這個名字，自然也還沒有出現，那是只有一個想寫小說的文青 Jonathan 。同年，他獲得 Mellon Fellowship 前往耶魯大學深造，才迎來人生的最大轉折。（系列之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