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少人以為，史景遷進入中國研究的關鍵人物是為他改名的房兆楹，這個故事，我們慢慢會談。但其實在房兆楹之前，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伯樂：Mary Wright 教授。如果說房兆楹具體教導史景遷怎樣研究中國，Mary Wright 就是第一個點撥他走這條路的人。

對一般人而言，Mary Wright 的名氣或許及不上學生史景遷，但在行內同樣是一代宗師，本身也是傳奇。她是戰後美國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之一，長期任教於耶魯大學，研究晚清中國，不過史景遷同代學生最深印象的，還是她的身體和毅力。

Mary Wright 年輕時感染小兒麻痺症，終身受後遺症困擾。那是疫苗尚未出現的年代，Jonas Salk發明的小兒麻痺症疫苗要到1955年才面世，之前的患者往往一生都要與身體限制共存。今天我們很難理解小兒麻痺症的陰影，正如後來的人未必能理解愛滋病最令人恐懼的年代。

在那個男性主導、競爭激烈的學術世界，還要身體局限伴隨終生，當時又沒有今日的平權政策，Mary Wright 遇見的，是一道又一道的玻璃天花板。然而，她最終不但成為耶魯大學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之一，更成為第一批獲得耶魯終生教席的女教授。

但 Mary Wright 並非只在書齋裡想像中國的學者。1941年，她與同樣研究中國史的丈夫 Arthur Wright 前往抗戰中的中華民國，當年整個大東亞也已經戰雲密布，絕不是一場浪漫的學術旅行。不久日本偷襲珍珠港，兩人滯留中國，更被日軍送入山東濰縣集中營，與其他盟國僑民一起被拘禁。她沒有怨天尤人，只是當經歷是 field study 一部份，在集中營內，甚至找蘇聯囚犯學習俄文，每一天依然在吸收新知識。到了二戰結束，Mary Wright 夫婦沒有立刻離開中國，而是留守下去，親眼見證國共內戰的年代巨變，甚至曾經見過毛澤東本人。

這些經歷，對她後來的學術研究影響當然深遠。她最著名的著作《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》研究晚清同治中興，表面上，這是一本十九世紀歷史著作，但放在她的人生脈絡來看，又像是在追問另一個問題：中國在面對巨大危機時，究竟為甚麼能夠一次又一次自我修補，卻始終無法真正擺脫某些結構性的困境？

Mary Wright 後來被形容為 "Steel Magnolia"。這是美國南方對某類女性的稱呼：外表優雅，內心堅硬如鋼，這個稱號放在她身上，再適合不過。她帶著小兒麻痺症後遺症走過二戰、集中營、中共革命、美國學術界的性別障礙，最後成為耶魯中國研究的代表人物。這樣的人生，比很多歷史人物更像小說，也讓她充滿閱歷，有了別具一格的鑑人眼光。

1959年，一個來自劍橋、夢想成為小說家、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的年輕人來到耶魯大學。Mary Wright 很快看中了他。那個年輕人，就是 Jonathan Spence。

（系列之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