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9年，夢想成為小說家的 Jonathan Spence 從劍橋來到耶魯大學，Mary Wright 認為是可造之才。當時她和丈夫正在招兵買馬，建立耶魯大學的中國研究王國。一直覺得，這個學術王國的傳承，和金庸在香港建立的「武俠王國」略有異曲同工之處。

Mary Wright 的學術師承，來自哈佛大學費正清（John King Fairbank）那一代。費正清建立了美國現代中國研究的基本框架，可說是整個戰後漢學界的祖師爺。不過到了Mary Wright夫婦這一代，已經開始走出自己的道路。因為費正清關心的是中國與西方的關係、近代化與外交史，很 top-down，題目很大，也難免受到冷戰現實政治影響。

Mary Wright與丈夫Arthur Wright 本來也身體力行，在中國有第一手觀察。但政權易手後，面對 field study 的難題，她們選擇了另一條道路：Mary研究晚清政治；Arthur研究中國佛教與隋唐歷史。表面上，他們仍然屬於費正清學派，但逐漸把重心從現實政治轉向中國文明本身。

用華人概念，Mary 的丈夫 Arthur Wright 可算是史景遷的「師伯」，他研究的是中國佛教史、隋唐史，但切入點其實依然很當代。金庸在1949年後來到英屬香港，透過史書、筆記、地方志與傳說，重建一個想像中的武俠江湖世界；Arthur Wright 他們則透過佛經、碑刻、正史與檔案，重建一千多年前的中國世界。當然，兩者有本質上的分別：金庸承認自己寫小說，歷史學家則必須受史料約束。但他們同樣無法用血肉之軀，長期在那個世界生活，甚至連進入也有難度，只能透過殘存的痕跡，不斷想像，不斷逼近，而又可望不可即。

冷戰年代的西方中國研究，本來就帶有這種奇幻性。

今天研究中國，可以到北京、上海做田野調查，但在1950至70年代，中國大陸幾乎完全不對外國學者開放。如果研究中國當代政治、社會而不能做 field study，很容易流於隔空想像。於是，就出現很奇怪的弔詭：一群終身研究中國的人，往往無法踏足中國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Mary與Arthur Wright在耶魯建立了一個中國研究王國：一個源自民國時代、但又在當下半架空的 China Study Kingdom。

美國的中國研究有Harvard、有Berkeley、有Columbia，耶魯的中國研究中心能夠與任何對手分庭抗禮，正是因為Mary與Arthur Wright夫婦。他們不只是寫書，還積極培養學生、建立網絡、吸引人才，把耶魯變成冷戰時代最重要的中國研究基地之一。

史景遷來到這個世界時，還不是後來那位《王氏之死》、《追尋現代中國》的大師，直到遇到 Mary Wright，才決定進入這個「王國」。耶魯大學的官方悼文直接形容 Mary Wright 是他的 mentor。「Mentor」這個詞，在美國學術文化裡有特別意思。Professor可以有很多個，但 mentor 通常只有少數一兩人。那不是單純教你一門課的人，而是把你帶進一個世界的人。

記得我的一位耶魯教授這樣說過他的老師："I am his student, not his disciple."

今天讀史景遷的作品，很容易發現他與費正清那一代人非常不同。費正清喜歡國家、制度與外交，top-down；史景遷喜歡人物、故事與命運，bottom-up。傳統史家寫帝王將相，他卻總是在寫曹寅、王氏、利瑪竇這些活生生的人。金庸把袁崇煥、康熙融入《碧血劍》、《鹿鼎記》，晚年再攻讀博士學位；史景遷也許只是反其道而行，把小說家的眼睛帶進歷史。與其說他是一位傳統歷史學家，不如說是一位用歷史材料寫故事的人。或許，那個原本想當小說家的年輕人從來沒有真正消失過。

可惜，Mary Wright 並沒有看到這一切。1970年，她因病去世，年僅52歲。Arthur Wright 六年後亦離世，終年63歲。耶魯中國研究王國的兩位建立者，都屬於英年早逝。但他們建立的世界並沒有消失，這個王國的旗幟，逐漸落到一個 story-teller 手上。他自然就是史景遷。

（系列之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