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onathan Spence 的中文名字「史景遷」，本身就是一個跨文明的 fusion 故事。而這個名字，往往令我想起另一個同代傳奇的名字：「司馬遼太郎」。

史景遷本來不叫史景遷，正如司馬遼太郎本來也不叫司馬遼太郎。

前者出生於英國，原名 Jonathan Dermot Spence；後者出生於大阪，本名福田定一。兩人看似毫不相干，一位是耶魯大學的中國史權威，一位是日本國民歷史小說家，但他們後來獲得的名字，都是二十世紀五、六十年代出現，都有一個共同源頭：《史記》的司馬遷。

史景遷的名字，來自民國史學家房兆楹。房兆楹是燕京大學出身的漢學家，後來長期在美國和澳洲從事研究工作，也是史景遷的重要導師之一。他替這位英國學生取名「史景遷」，寓意「景」仰司馬「遷」，而這似乎是暫時可公開查證的房兆楹唯一一次「賜名」。

司馬遼太郎則完全是另一個故事。二十多歲開始寫作時，福田定一決定替自己取一個筆名。他選擇了「司馬」作為姓氏，直接來自司馬遷。至於「遼太郎」，則是典型日本男性名字。換句話說，他並不單是景仰司馬遷，而是乾脆把自己放進了司馬遷的系譜之中，客觀上，就被看作隔代傳人。

同樣向司馬遷致敬，方式截然不同。史景遷的名字帶著中國傳統文人的味道：景仰、追隨、承傳，像一位老師看著學生，認為他適合走某條路，於是替他取下一個名字。司馬遼太郎則更像日本近代知識人的風格：不是追隨，而是認領；不是景仰，而是繼承，索性直接把司馬遷變成自己的姓氏，很有明治維新取名的風格。

最後，兩人真的走上同一條道路，殊途同歸。

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歷史學界，愈來愈重視結構、制度、統計、經濟模型。大量歷史學家研究的是國家機器、財政體系、社會結構，人物只能退居其次。然而史景遷和司馬遼太郎最受歡迎的作品，幾乎全部圍繞人物展開。司馬遼太郎寫坂本龍馬，寫秋山兄弟，寫明治維新的人們。史景遷寫康熙，寫王氏，寫胡若望，寫那些被歷史洪流捲入其中的清國人和外來人。他們關心的不是制度如何運作，不是沒有溫度的名字，而是人在制度之中如何選擇。

這其實正是司馬遷的傳統。《史記》最偉大的地方，本來不是紀錄了多少史實，而是讓歷史裡的人重新活過來，所以有傳有紀有故事。帝王將相如此，刺客遊俠如此，連失敗者、邊緣人、無名之輩也如此。只是後來的科舉與正統史學，在帝王將相主持下，偏偏最重帝王將相。那些遊俠、刺客、商人、失敗者與邊緣人，慢慢被歸入「乙部」，成為可有可無的陪襯。

直到二千年後，一個日本人把自己改姓司馬，另一個英國人被取名景遷。他們來自不同國家，使用不同語言，研究不同時代，卻不約而同，選擇追隨同一位西漢古人。可見真正偉大的歷史學家，不一定留下理論，就像司馬遷留下的，除了「千秋筆法」，還有一種相人法。司馬遼太郎與史景遷用各自的人生證明，這種方法在二千年後，依然可以無縫交接，讓歷史活過來。

司馬遷如果知道二千年後，來自東西方兩大國的兩個外邦人，會以如此不同的方式，成為他的精神弟子，夫復何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