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次看見 Jonathan Spence 變成「史景遷」，總忍不住好奇：究竟是甚麼人，會替一個英國學生取這樣的名字？這個人，對史景遷一生影響極深，他的名字是房兆楹。

今天談起中國研究，大家想到的往往是費正清、余英時、史景遷等名字，房兆楹已經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。然而在二十世紀中葉的海外漢學世界，他是一個特殊人物：表面上，不是建立學派的大宗師，也不是著作暢銷全球的明星學者，不過是一個圖書館管理員，卻更像一個樞紐，把已經消失的民國學術世界，與後來的美國漢學世界連接起來。

房兆楹畢業於燕京大學。今天的人未必容易理解燕京大學的重要性，但在民國時代，它不僅是中國最優秀的大學之一，更是中國與西方學術交流最重要的平台。1949年後，北平的大門關閉了，台北故宮收藏著大量清代宮廷檔案，香港成為中國與外界之間的重要窗口，美國和澳洲的大學則聚集著一批來自中國的流亡學者。房兆楹先後在哈佛燕京學社、美國國會圖書館、哥倫比亞大學，以及澳洲國立大學（ANU）工作，把民國中國研究的血脈一路帶到海外。

1959年，Jonathan Spence 進入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，師從 Mary Wright，Mary Wright 很快就將他介紹給自己極重視的前輩房兆楹，讓他前往澳洲國立大學，跟他學習一年。在澳洲，Jonathan 在房兆楹與杜聯喆夫婦身邊學習中國史料、明清人物研究，以及傳記寫作的方法。多年後，世界記住了史景遷，卻很少人記得房兆楹。

其實史景遷最成功的部分，恰恰是房兆楹最擅長的部分，因為房兆楹一生的代表作不是理論，而是人物。《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'ing Period》與《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》等巨著，今天看起來像工具書，但在維基百科出現之前，它們是整個漢學界的基礎設施。無數研究者第一次接觸明清人物，都是從這些大型人物辭典開始。房兆楹花了大半生整理人物、研究人物、評價人物，他關心的從來不是抽象理論，而是具體的人。

這條路線，完整地傳給了史景遷。無論是《王氏之死》的農村婦女、《胡若望的疑問》的中國天主教徒，還是《康熙》中的皇帝本人，史景遷最擅長的始終不是制度史，而是人物史，總能把那些早已死去的人重新帶回讀者眼前，「對電話簿的每個人名都能創作出故事」。這種寫法，與其說來自二十世紀美國學界，不如說是來自百科全書級別的大師房兆楹。

而房兆楹本人，並不以平易近人著稱。

本身也很有菱角的史學家何炳棣，晚年曾對房兆楹作出更尖銳的評價，認為房兆楹對華裔學者往往十分苛刻，甚至近乎刻薄；相反，對西方學者則特別願意提攜，也就是「崇洋」。按照何炳棣的說法，在華人學者之中，真正得到房兆楹高度評價的只有兩位：前輩胡適，以及同輩楊聯陞。無論是否同意何炳棣的觀察，這個評價至少說明一件事：房兆楹並不是逢人便讚的世界仔。一個來自英國的研究生，得到房兆楹親自指導，甚至獲得一個中文名字，現有公開資料所見，這是房兆楹唯一一次留下記錄的「賜名」。

大師以一般學者看不起的 story-telling 功力，走進歷史研究殿堂，就是這樣一路走來，始終如一。（系列之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