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說史景遷有甚麼爭議，那並不是政治立場，也不是甚麼學術醜聞，而是一個更奇怪的「罪名」：他太會說故事。這句話聽起來像讚美，但在傳統史學界，卻未必完全如此，甚至可能完全相反。

連日談及，史景遷年輕時原本想當小說家，後來才走上歷史研究之路。學界一直流傳一個掌故，說余英時曾形容他是一個「未能成為小說家的小說家」，甚至後來演變成「失敗的小說家」的版本。但我一直未能找到可靠原始出處，當作茶餘飯後的學界傳聞，也許比較合適。然而，這個傳聞能夠流傳數十年，本身已經說明不少人對史景遷的印象。

他的問題出在哪裏？沒錯，就是他的書太好看，太容易讀，這已經違反了學術定律。無論是《王氏之死》的山東農村，《胡若望的疑問》的歐洲旅程，還是《太平天國》的洪秀全世界，讀起來都不像一般歷史著作，更像小說。人物有性格，場景有畫面，命運有起伏。很多人正是因為史景遷而第一次喜歡上中國歷史。

太受歡迎，對某些學者而言，就是原罪。學術著作怎可以多人看？背後是固執、原則還是妒忌，則見仁見智。

畢竟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歷史學界愈來愈強調理論、結構與方法。愈來愈多人研究制度、社會網絡、權力關係、性別與話語分析。相較下，史景遷始終對人物感興趣，而沒有自己的「史景遷理論」。他總是在問：這個人如何活著？如何思考？如何面對自己的時代？於是有些學者會覺得，他的作品讀完之後，你可能深深記住一個人的命運，卻未必記住背後的社會結構。記得王氏怎樣死去，記得洪秀全如何做夢，記得張岱如何回憶前朝，卻未必因此掌握整個時代的制度運作。

另一種質疑則更根本。當歷史學家愈來愈擅長說故事，故事與歷史的界線究竟在哪裡？史料永遠有空白，而敘事總要填補空白。當作者開始重建場景、推測心理、安排節奏時，他究竟是在還原歷史，還是在創造歷史？看見電話簿的一個名字就可以腦補作文，那豈不是「人肉AI」？一頁資料可以變成一課，那豈不是「學術雲海」？

史景遷本人似乎從不在意這些閒言閒語。他沒有建立學派，也沒有熱衷理論爭論。他很少參與學界公開論戰，更不像某些中國研究學者那樣頻繁介入現實政治。當許多人忙於解釋歷史規律時，他更關心歷史中的人。

或許正因如此，他得到一種很特殊的評價。在一般讀者眼中，他可能是最偉大的中國史學家之一；在專業學界眼中，他未必是最有理論原創性的學者，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中國史學家，但幾乎沒有人否認，他是最傑出的歷史「敘事者」之一。加上因為很少政治表態，他在中國大陸、台灣、美國，都很受尊重。「One of the greatest story-tellers」這個評價，就伴隨了他一生，走到世界各地。

是褒還是貶，who cares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