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問史景遷一生最大的挑戰來自哪裡，答案或許不是中國政府，不是六四，不是冷戰，甚至不是余英時，而是一群比他年輕二、三十歲，同樣在美國中國史學界成長起來的後起之秀。

這些人並非史景遷的敵人。相反，他們很多都是史景遷一代建立的中國研究體系培養出來的新生代。他們繼承了同樣的語言訓練、檔案研究傳統，也同樣對中國歷史充滿興趣。然而當他們進入學界中心後，卻開始質疑一個史景遷看來理所當然的問題：中國，究竟是不是主流論述一直以為的那個「中國」？

這就是近年異軍突起的「新清史」學派，代表人物包括 Evelyn Rawski、Mark Elliott、Pamela Crossley等，不少著作在台灣都被八旗出版社翻譯出版。

新清史學派關心的問題，對史景遷而言，似乎根本不是問題，他的名作《追尋現代中國》（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）這個書名已經說明一切。在史景遷的世界觀，「中國」基本上是一條連續的歷史長河。明朝、清朝、民國、中華人民共和國，都是同一個故事不同階段的發展。康熙是中國皇帝，乾隆是中國皇帝，蔣介石、毛澤東是中國領袖。他並非沒有思考過「滿洲人主體性」的問題，他很熟悉台北故宮博物館的清代密檔，但一直不同意將滿清從中國切割，繼續將清「朝」放在中國歷史連續性的框架之內理解，而不是將它視為獨立於中國之外的「帝國」傳統。

這也是我們從小到大接收的主流論述。

然而九十年代開始，一批新一代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。他們問：如果從北京看歷史，清朝當然是中國王朝；但如果從滿洲、蒙古、西藏、新疆看呢？康熙究竟首先是中國皇帝，還是滿洲皇帝？清朝究竟是一個中國王朝，還是一個橫跨東亞與「內亞」的帝國？

這些問題聽起來像是文字遊戲，實際上，卻動搖了整個中國史敘事的基礎。如果根據中共的上綱上線演繹，已經是「去中國化」的「危險思想，也引起過大批判。但對新清史學者而言，其實也不見得希望太政治化，只是認為清朝不應被視為單純的「中國朝代」。它同時也是一個多民族帝國，一個統治蒙古、西藏、新疆與漢地的政治共同體。從這個角度看，清朝與其說接近明朝，不如說更接近鄂圖曼帝國、哈布斯堡帝國或俄羅斯帝國。

於是，一場有趣的世代交替出現了。史景遷關心的是中國歷史人物：康熙是一個怎樣的人？洪秀全為何相信自己是耶穌的弟弟？張岱如何面對亡國？而新清史學派關心的是結構：帝國如何運作？族群身份如何形成？權力如何透過制度維持？雙方沒有互相否定，但新清史對新一代學者的魅力，明顯勝了一籌。相較下，史景遷不再是最前沿的中國研究，卻逐漸變成「古典大師」，也就是 old school。

在這個意義上，史景遷雖然極力避免政治表態，但他的世界觀，已經被新生代歸類為「大中華膠」，新清史學派認為他太保守，中國官方則接二連三邀請他到中國大陸交流訪問。很多事情，避也避不過，能夠保存晚節，其實已經不容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