葉錫恩不是在香港才接觸政治，而是在英國東北部的工人社會長大。紐卡素塑造了她對社會的第一印象，但影響她一生的人不是政客、傳教士，而是她的父親 John Hume。

John 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，在西線服役，曾受毒氣攻擊。與不少退伍軍人一樣，他沒有把戰爭視為榮耀，而是帶着對戰爭的反思回到家鄉，從此更關心普通人的生活。葉錫恩承認父親是自己一生最重要的影響之一，這大概也不是個別例子。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英國人非常震撼，數百萬普通工人被送上戰場，和平後又要面對失業、貧困與經濟危機，不少人開始重新思考國家、權力與社會之間的關係，認為一個文明國家不應只懂得建立帝國，更要照顧自己的人民。

葉錫恩的父親相信的，正是這樣一套價值觀。而他代表的，正是當時廣義「進步派」的理念。

今天不少人以為工黨一開始便是典型左翼政黨，其實早年的 Labour，更接近一場道德改革運動。它的支持者很多都是工會人士、教師、牧師、地方議員和社會改革者，相信教育可以改善社會，公共服務可以減少社會不公義，政府有責任照顧基層。例如工黨第一代重要人物 Keir Hardie 是一名蘇格蘭礦工，幾乎沒有接受正式教育，靠自學走進政壇，最後參與創立工黨。他支持工人權益、婦女參政，希望政治能夠真正代表普通人，而不是少數地主與資本家。

當時英國左翼有另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，名叫 George Lansbury。他的名字不像邱吉爾那樣家喻戶曉，但在二十世紀初也是 household name，曾擔任工黨黨魁，也是英國最具代表性的基督教改革派政治人物之一。他終身關心窮人，反對戰爭，相信政治首先是道德責任，而不是權力競爭。雖然沒有證據顯示葉錫恩曾經崇拜 George Lansbury，或刻意追隨 Keir Hardie，但有她後來的人生，明顯與那一代英國工黨領袖異曲同工。

她相信教育可以改變社會，一生都沒有離開教育工作；她關心弱勢，多年來為木屋區居民、基層家庭和弱勢群體奔走；她重視廉潔，成為推動香港反貪運動的重要人物之一。這些價值觀，與其說來自香港，不如說更接近二十世紀初英國左翼政治倫理。而且無論是 John Hume、George Lansbury，以至不少早期工黨 人物，都深受基督教影響。他們相信這一套不只是政治理念，更是宗教責任，但也不太相信「革命」，頂多是大幅度的改良主義。

葉錫恩後來加入弟兄會，遠赴中國大陸、香港擔任教師，在她自己看來，並不是人生的重大轉折，只是把同一套價值觀，移植到另一個地方實踐。她在香港的政治生涯帶有強烈道德色彩，雖然自己明顯享受光環，但此外似乎很少從利益或權力出發，更傾向以「對」與「錯」的二元對立，去判斷公共事務、人際關係。如果把她在香港的工作，送回紐卡素的時空，一切就迎刃而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