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篇談及，葉錫恩的家鄉、父親、偶像共同塑造了她的人生觀，但如果沒有另一種影響，她就根本不會來到香港，那就是基督教的弟兄會（Open Brethren）。她在香港高度參與社會，同時又刻意抽離於最高層的 high politics，這個有點奇怪的結合，就很有宗教色彩。

1932年，大學一年級的葉錫恩經歷基督教信仰上的歸信，加入了英國弟兄會。她並非神學院畢業，也不是牧師，而是在完成英文、歷史學士課程及教師訓練後，成為一名合資格教師。當時不少英國宣教士都不是神職人員，而是教師、醫生、護士等，以自己的專業投身宣教工作。葉錫恩本來讀教育，不過是為了收入穩定，可以養家，但宗教改變了「搵食至上」的方向。

1946年，她與同樣從事宣教工作的 William Elliott 結婚，然後這對新婚夫婦由弟兄會支持的宣教機構 Christian Missions in Many Lands（CMML）差派，毅然走到中國江西宜豐傳教。她的主要工作是教書，同時參與福音工作，生活費則由英國教會及支持者奉獻維持。

很多香港人對弟兄會這個名字並不熟悉，但它並非一個小宗派。他們起源於19世紀英國，強調《聖經》高於教會制度，每個地方聚會獨立運作，沒有總會、沒有主教，也沒有中央領袖。相比建立龐大的教會組織，他們更重視平信徒參與和海外宣教，世界各地至今仍有數以萬計教會、數以百萬計信徒，雖然組織已經老化，但起碼存在下去。

弟兄會在香港的歷史，也比很多人想像中悠久。早於戰前，香港已有弟兄會聚會，都爹利街福音堂（Duddell Street Gospel Hall）是當年的重要聚會點。七十年代之後，該聚會遷往尖沙咀，成為今天仍然存在的柯士甸路福音堂（Austin Avenue Gospel Hall），官方至今仍以「Assembly」（聚會）自稱，延續弟兄會一貫傳統。

中共建政後，外國宣教士陸續撤離中國，葉錫恩夫婦1951年來到香港，很快就接上了弟兄會在香港的教友。她參與的並不是一個陌生的新宗派，而是這個早已在香港扎根、戰後因大量華南宣教士到達而持續發展的信仰群體。

本來香港只是弟兄會另一個宣教點，葉錫恩來到香港的頭幾年也「安守本分」。但她看到的是另一個世界：寮屋區、童工、低工資、殖民地官僚主義，以及基層市民每天面對的不公義，於是開始產生愈來愈強烈的疑問：如果基督徒只是傳福音，而對眼前的社會不公義保持沉默，是否已經完成自己的使命？她覺得是答案是否定的。

根據葉錫恩後來回憶，弟兄會相信教會的首要使命是拯救人的靈魂，而不是介入政治或推動社會改革。她認為如果信仰不能回應眼前的苦難，就失去了部分意義。於是，她開始寫信到英國報章批評香港的勞工制度，投身教育，創辦慕光書院，一步步走進公共事務，最終踏入政壇。她的丈夫卻是弟兄會的 fundamentalist，對政治毫無興趣，繼續專著宣教，二人就這樣決裂離婚。

1955年，在一次弟兄會聚會中，葉錫恩公開表達自己對組織的不滿，最終離開了陪伴自己二十多年的信仰群體，這同時也是她第一段婚姻失敗的主因，令她甚至曾有輕生念頭。但她離開的並不是基督教，她終其一生仍然相信基督教價值，也一直以她自己理解的良知、公義、關懷弱勢，作為人生原則。她離開的，只是一種認為教會應該遠離社會改革、遠離政治參與的信仰實踐方式，但以當時社會的保守程度，她的獨立行動，已經是震撼彈。

今天的弟兄會已經沒有當年般保守，葉錫恩如果面對的是今天的弟兄會，相信也不一定會脫離，然後有了教會制約，在香港政治會否走得更前，就是未知之數。基督徒究竟應否積極參與社會改革，還是專注於拯救靈魂，不同教會依然沒有標準答案。但因為對弟兄會的反彈，同時承載著婚姻的失敗，葉錫恩在香港的投入開始出現了一種彌補心態，彷彿要證明自己離開組織、離開丈夫、遠離英國的決定沒有錯，要以在香港得到的光環，作為自我新生的救贖。這樣的心理狀態，如果單純用政治框架嘗試理解，都是失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