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香港人對葉錫恩晚年的印象，都是一句話：「她變了。」 年輕時反殖民、反貪污、支持抗爭學生；晚年支持北京、支持二十三條、無視六四、與不少昔日友人漸行漸遠。在不少人眼中，這被簡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「轉軚」的故事。

其實，這是很大的誤解。她真的有變過嗎？先不談政治，從她的婚姻，也可看出她的思考模式。無論是否贊成她的主張，她的人設，其實一以貫之。

心理學家 Robert Sternberg 認為，愛情由激情（passion）、親密（intimacy）、承諾（commitment）三部分組成。當我們閱讀葉錫恩的自傳，卻容易發現她的人生、她的愛情，並不由「三元素」主導，她自己更在意的，似乎是「由內、到外、再到內」的一致性。根據自己的標準，她不能接受自己相信的、與自己做的互相矛盾，也不能接受人生不同部分各有一套標準。

對不少人而言，婚姻是婚姻，工作是工作，政治是政治，朋友是朋友，即使偶有衝突，也可以各自放在不同位置並存。但葉錫恩似乎沒有這種習慣。她把人生看成一件完整的事，一個平面的project。

她第一段婚姻的破裂，不是因為完全沒有愛，或起碼沒有這樣的描述。前夫 William Elliott 和她同樣是弟兄會信徒，同樣希望奉獻一生，一起來到亞洲宣教，說得上理念一致、情投意合。然而，當葉錫恩開始相信，真正的信仰應該走進香港社會，替弱勢發聲，William 卻認為基督徒應專注屬靈生命，不應介入俗世政治，問題就立刻出現，而且比一般「性格不合」、「意見不合」的夫妻嚴重百倍。

葉錫恩後來幾乎沒有用過任何情感說話，去描述這段婚姻，一切淡淡然。她很少批評前夫，卻也很少直呼他的名字，只平靜地稱他為 「my former husband」，不是Bill/William。令婚姻結束的，是她已經無法同時忠於丈夫的理念，也忠於自己的理念。對很多夫妻而言，這是可以妥協的矛盾，但對葉錫恩而言，要愛就要完整的愛，沒有 selective 這回事。

不久，她的第二任丈夫杜學魁出現了。如果只看故事，特別是在現在的中共官媒重構下，這是一段浪漫的黃昏戀。兩人在黃大仙相識，一起辦學，跨越種族、文化界限，三十多年後才結婚。葉錫恩坦承，那是一段「柏拉圖式」戀愛，畢竟正式再婚時已經七十多歲，以她對信仰的偏執，相信也不大可能有婚前性行為這回事，要「非柏拉圖」也不大可能。至於沒有留下子女的第一段婚姻究竟是否也很「柏拉圖」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放回她整個人生，婚姻很難用「浪漫」形容，甚至可能是 anything but romantic。

葉錫恩欣賞杜學魁的，從不是浪漫。杜學魁與她討論教育、社會、公義；葉錫恩說兩人總能透過討論化解分歧。這是怎樣的「浪漫」？反而似是 tutorial。葉錫恩對杜學魁最情深款款的回憶，似乎是這句：「Andrew的思想，令我重返與父親討論人生理想的歲月。」 將一個年紀比自己小十多年的同伴，投射為 fatherly figure，這才是第二段婚姻的本質。

今人談戀愛，總希望避開政治、避開宗教、避開價值觀，以免爭吵。葉錫恩卻恰恰相反。她的親密感，正是建立於共同思考之上，也只能建立在共同價值觀之上。心理學有所謂「認知一致性」（cognitive consistency）：不少人遇到矛盾，可以接受世界充滿灰色地帶；另一些人，則會極力令自己的信念、行動、人際關係保持一致。當價值觀與感情衝突時，他們選擇去改變的不是價值觀，而是那段關係本身。

這種人格，有很多值得人敬佩之處，但也有更多令人極度疲累的地方。

葉錫恩的一生，似乎很有這種傾向。她不能接受丈夫與自己的信念背道而馳，也很少把私人感情與公共信念完全分開。這種人格，造就了她，她可以為社會基層得罪港英政府，可以為自己相信的事情付上代價。她身上那種近乎固執的完整性，正是她最吸引人的地方，也是她感召了一整代人走上爭取社會公義之路的魅力所在，儘管這批後輩後來大部份都離棄了她。

但同一種人格，也成為她最大的限制。當一個人把婚姻、信仰、政治、友情、人生使命，全部視為同一回事，就很難再有人性的立體，難以接受不同領域存在不同標準，再把「不同意我的立場」與「仍然值得尊重」分開，就無能為力。

葉錫恩不是那些「忽然愛國派」，不是不停改變立場。恰恰相反，她一直都要求自己的人生，不能出現裂縫。只是在不同年代，她對世界的理解改變了，一旦確信某條道路才是正確，便會毫不猶豫，把整個人生調整到同調同頻。晚年對北京的一邊倒，和需要告訴自己英國處於歷史的對立面，在她而言，可能是自然不過的事，因為她認為 inconsistent 的是這個世界。不是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