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不是葉錫恩，相信今天很少香港人還記得杜學魁這個名字。就算提及他，都只寫一句：「葉錫恩第二任丈夫。」 這其實很不公平。杜學魁不是葉錫恩人生的附錄，而是理解她後半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，on his own right 也是香港一個人物。杜學魁沒有柏拉圖式太太那種咄咄逼人的鋒芒，也沒有她一次又一次站到政治風口浪尖的聚焦。

但他也有自己的故事。

五十年代初，杜學魁由內蒙古來到香港，在葉錫恩的教會旁邊經營一間小書店。兩人的相遇沒有電影情節，沒有一見鍾情，只是出於工作需要，共同創辦慕光英文書院。對外人們記下葉錫恩，但校園裡，杜學魁一直是做實務的校長。男主內，女主外，這種分工，持續了數十年。

葉錫恩一生對戰爭的記憶，來自英國；杜學魁的戰爭記憶，來自中國。葉錫恩的父親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，她童年又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，見證德軍空襲、物資配給和工人階級的艱苦生活。戰爭在她心中留下的，首先是人道主義。杜學魁卻屬於另一段歷史，有強烈中國民族主義情緒，長期投入二戰日佔香港軍票索償、南京大屠殺史實及抗戰歷史教育這類工作，關心的不只是人道、賠償，而是歷史記憶能否得到保存，其實比葉錫恩宏觀。

葉錫恩的社會參與源自宗教，以人道為先，杜學魁的意識形態傾向反而更強。他長期參與香港公共事務，除了軍票索償這類「政治正確」活動，也曾是八十年代香港民主派組織「民促會」成員。而八九六四香港的百萬人大遊行，正是由民促會主辦。

在今日香港人的政治記憶，葉錫恩晚年被簡化為「親中」，而杜學魁既然「愛國反日」，自然是「同路人」。但真相比標籤複雜。何況軍票索償、二戰史實、南京大屠殺紀念等，在香港公共空間本來並不屬於某一個陣營，曾經令左派、民主派、律師、教育工作者、民間團體走到一起。

何俊仁是一個例子。他除了是後來的民主黨主席，也長期參與對日索償、維護二戰史實工作，期間與杜學魁多有合作。杜學魁去世後，何俊仁曾在《蘋果日報》寫下〈悼念杜學魁先生〉一文，由香港維護二戰史實聯合會開會談起，說自己因此想起剛逝世一周年的杜學魁校長。考慮到當時葉錫恩已經成為民主派「敵人」，《蘋果日報》立場又非常清晰，這自然不是一般禮貌性的悼念。

這一點，對理解九十年代香港非常重要。當時並不是只有民主與建制、親中與反中，公共社會並沒有太壁壘分明，可以在選舉中對立，卻在另一個議題上合作。

八九六四期間，這種複雜性更明顯。

當時民促會內部討論是否應支援北京學生，本來答案是否定的。據張文光後來回憶，正是杜學魁認為，中國發生如此重大的事，如果香港民主派仍在討論是否應介入，是不恰當的，甚至威脅說如果民促會不表態支持，自己就會退出。那番說話，據說直接改變了會內討論氣氛，才令司徒華下定決心，直接搞大遊行，成為後來香港民間支援北京學生、支聯會形成的重要背景。

單看這一點、那一刻，居然是葉錫恩的丈夫行得比司徒華更「前」。

1995年，葉錫恩與司徒華競逐市政局觀塘北議席敗北，終止了幾十年的長勝履歷，也令她從此和香港民主派全面割蓆。據說何俊仁當時曾游說司徒華，說葉錫恩長期關注弱勢社群，對香港很有貢獻，建議「放她一馬」，只是司徒華認為與葉錫恩代表「兩條路線鬥爭」，不能感情用事。這反映何俊仁對杜學魁和葉錫恩，始終不失尊重，而司徒華也真的理念先行，政治決定很 sharp，也可以很狠。不過就算是司徒華，在杜學魁病逝後，也親臨靈堂弔唁，不是完全無情。

坊間有一個說法，認為葉錫恩下嫁杜學魁，其實是保護老戰友，擔心他的「歷史問題」日後會被中共追究。這多少有點事後孔明，這種政治計算，也不太符合葉錫恩的作風。反而是杜學魁讓葉錫恩一直和民主派不致於不能溝通，可能才是事實。杜學魁對日本侵華有情結，對六四也有情結，但葉錫恩依然是傳教士思維，晚年被問及是否支持平反六四時，回應是冷冷的一句「none of my business」。她對被司徒華「政治擊殺」耿耿於懷，晚年從未從這個陰影中走出來，以致一邊倒得很徹底。如果杜學魁後她而去，說不定略有迴旋，亦未可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