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少人今天認定，葉錫恩一生就是反殖民、反港英。然而，若從她的思想出發，會發現她從來不是革命派，無論怎樣批評社會不公義，都只是一個改革者。要理解她與港英政府、歷任港督的關係，關鍵不是「殖民」與「反殖民」，而是她深受英國費邊主義（Fabianism）影響，去指導自己如何與這個政府博弈。

費邊主義相信，社會不應透過革命推翻政府，而應透過制度、法律和公共政策，循序漸進，改善人民生活。政府並非天生就是敵人，而是一個可以被監督、被遊說、被改革的工具。葉錫恩大半生的政治實踐，幾乎都體現了這種理念。只是香港主權移交後，她對北京的態度，令不少人開始重新思考她一生的政治哲學，這是後話。

葉錫恩在香港首先面對的港督是葛量洪。葛量洪奉行典型殖民官僚管治，相信政府首要任務是維持社會秩序，而不是主動推動任何社會改革，政治取態也比上一任楊慕琦保守得多，任內社會福利、公營房屋、教育等政策發展緩慢。這正是葉錫恩最猛烈批評港英政府的時期。她一次又一次替木屋居民、小販、工人奔走，要求政府承擔更多改善民生的責任。從今天回望，她與葛量洪政府的分歧，並非支持或反對殖民統治，而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管治哲學：一方相信「少干預、重秩序」，另一方則相信政府有責任透過改革，改善人民生活。

然而五、六十年代的葉錫恩，雖然經常被港英殖民政府視為「麻煩人物」，卻從未主張推翻殖民統治。她不斷批評港英政府，長期受到政治部監視，但她挑戰的只是殖民官僚的管治方式、個別貪污行為，而從來沒有要求以結束殖民管治。

她對英籍探長的貪污腐敗特別深惡痛絕，但在處理不少基層個案時，她也與部分英籍警司、探長建立了互相尊重的工作關係。無論是家庭糾紛、黑社會滋擾、木屋區治安、還是居民求助，警方都知道需要一個橋樑，明白葉錫恩真心替市民解決問題，而不是刻意製造政治衝突。她反對的從來不是警察這個制度本身，而是貪污、官僚作風，以及政府對弱勢社群的冷漠。也正因如此，當廉政公署成立、警隊改革展開時，她就成為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。

1966年的天星小輪加價，可說是她一生的最高峰。她同情示威者，不斷走入群眾，提供最大的道德感召和隱形保護傘，認為政府應正視民意，而不是單靠高壓處理。然而，一年後的六七暴動，她卻旗幟鮮明站在港英政府一方。她反對左派用炸彈、暴力和恐嚇挑戰政府，認為香港確實存在嚴重社會問題，但答案不是革命，而是改革。

六六騷亂、六七暴動之後，改變的不是葉錫恩，而是港英政府，而葉錫恩也對自己間接促成這些變革，不無自豪。特別是1971年港督麥理浩上任後，推動廉政公署、公屋、免費教育、社會福利等一系列改革，而這些都是葉錫恩多年來一直倡議的方向。已故香港歷史學者陳明俅曾對我說，麥理浩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一個費邊主義者。

於是，原本比較對立的「葉錫恩路線」與殖民政府，開始朝著相同方向前進。葉錫恩與港督的關係，亦由過去的對抗，逐漸變成麥理浩時代的合作，而麥理浩始終是葉錫恩最欣賞的港督。不少人回憶都談及，葉錫恩可以就基層個案直接聯絡港督，甚至流傳她擁有可以直接致電港督的聯絡方式。無論細節如何，毫無疑問，她是少數能夠直接向港督反映民情、影響政策的民間代表，地位不可謂不超然。

一個「反港英政府」的人，怎可能如此？當政府願意改革（甚至只是像後來特區政府那樣，「顯得」願意改革），她自然就會支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