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一篇提到，葉錫恩一生深受英國費邊主義（Fabianism）影響，相信社會應透過制度改革，而不是革命推翻政府。正因如此，她可以由葛量洪年代猛烈批評港英殖民政府，到麥理浩年代與港英政府合作，共同推動香港走向一個福利和廉政制度較完善的社會。

然而，把時間推到香港主權移交之後，她無疑留下了充滿爭議的歷史問題。

在殖民年代，她長期批評政府濫用公安權力，也反對政治部監視異見人士，因為自己就是受害人。但到了香港成為中國特區，她公開支持《基本法》二十三條立法，哪怕內容比殖民時代的公安條例只有更辣。可以如何自圓其說？

閱讀她晚年的公開言論，始終找不到足以完全解釋這個轉變的答案，只能提出幾種可能。

第一個可能是政治判斷的改變。

葉錫恩在香港變得受人尊重，有了光環，受到統戰，難免開始離地。她晚年目睹中國改革開放，看見香港在主權移交後維持表面的繁榮穩定，似乎真心相信了「東昇西降」，在她的經歷，「反映」北京比英國殖民政府更重視香港的長遠利益，因此對中國政府抱有比殖民政府更大的信任和包容。若說她真心覺得到了21世紀，中國不會濫用惡法、而英國會，始終難以想像；但如果比較對象是一百年前的英國，卻另當別論。

第二個可能是策略、而不是理念的改變。

葉錫恩相信費邊式的漸進改革，而費邊主義之所以能夠在某些地方成功，必須建基於英國式政治制度，容許遊說、輿論、改革和制度修正。殖民香港雖然並非民主社會，但仍然存在一定空間，讓像葉錫恩這樣的人向港督施壓、影響政策。這些土壤，在中國的政治制度自然不存在，因為「中國有自己的運作邏輯」。如果她的費邊主義理解，就是在任何掌權者容許的範圍內爭取影響力，這一套在英國治下、和中國治下，行為自然非常不同。很多昔日的民主派在《港區國安法》後不得不調整立場，如果葉錫恩活到今天，很可能私下冷笑一聲：see, I've told you so。

第三可能最人性，就是人的因素。到了晚年，葉錫恩與港英官僚早已分道揚鑣，民主派亦因她傾向支持北京，而與她割蓆。相反，北京卻一直高度肯定她一生為香港基層奔走的貢獻。當一個人長期得到一方肯定，而另一方不斷否定，政治判斷如果不受影響，反而奇怪。如果她連中國的掌聲也失去，她還有甚麼，就難以迴避。

究竟哪一種解釋最接近真相？也許三者都有，也許都不足以完全解釋。但我始終覺得，若只用「變節」、「親中」幾個標籤，去概括葉錫恩晚年的選擇，完全否認她思想上的內在張力，未免太平面。就像同樣信奉費邊主義、在香港人心目中地位至今崇高的港督麥理浩，晚年對中國的立場、對中國的香港政策，觀點和葉錫恩其實不遑多樣。這提醒我們，這不只是葉錫恩一個人，而反映了整整一代英國改革派當中的好些人，對中國崛起的共同判斷。

葉錫恩一生的最大特色，是她從不相信革命，相信政府可以被改革。問題是當面對一個與英國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時，這套她奉行大半生的費邊式政治哲學，究竟還適用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