🇭🇰 昨日提及，IMF 即將卸任的首席經濟學家 Pierre-Olivier Gourinchas 認為，特朗普推動關稅戰後，全球化並沒有終結，只是重新配置（reconfiguration）。企業改變供應鏈，貿易改變路線，資金尋找新的市場，世界經濟仍然保持高度互相依存。

如果這個判斷成立，「新香港」就是一個很有趣的觀察對象。

香港過去幾十年、甚至百多年的成功，很大程度建基於不同階段的全球化。如果全球化真的逆轉，香港理應首當其衝；但如果全球化只是重組，香港受到的影響，就是 restructuring。

IMF 正確的是關稅戰並沒有令跨境貿易消失。中國出口變成越南、墨西哥出口，俄羅斯出口變成印度、中亞轉口，只要跨境交易仍然存在，理論上，跨境金融、保險、法律、航運、仲裁等需求，也不會因為關稅而完全消失。如果香港提供的是這些跨境服務，總會有新客源。

但另一方面，IMF 避免談及更重要的變化：今天改變的，不只是貨物流向，而是各國政府開始直接介入市場，利用關稅、出口管制、投資限制等工具，重新塑造供應鏈。企業不再只是追求最低成本，而必須同時考慮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。這一點，正正影響香港。

香港過去最大的優勢，不只是效率高，而是在中國與西方市場之間，提供一個相對低摩擦的交易平台：注意，是兩個市場之間，而不是兩類政府之間。當中美雙方都開始把部分跨境活動納入國家安全考量，部分原本可以經香港完成的交易，就會開始減少，甚至不再發生。這並不是因為香港失去效率，而是因為交易的決策標準已經改變。全球化重組帶來的不只是新的貿易路線，也包括新的政治邊界。哪些交易可以繼續全球化，哪些交易必須留在本土，哪些交易只能發生在特定政治陣營之內，愈來愈由政府、而不是市場決定。

要「以結果為目標」，就要尋找替代品。

借用學者 Luttwak 的地緣經濟理論，今天各國競爭的重點，已經由傳統地緣政治，轉向利用關稅、金融、科技、投資和供應鏈等經濟工具，追求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。過去一百多年，香港一直是市場主導全球化的重要節點，但現在「新全球化」 開始由國家透過地緣經濟政策重新塑造，香港需要適應的，就不只是新的供應鏈，而是新的權力結構。究竟全球化重組之後，仍然有哪些跨境活動需要香港？為了回應這個問題，「新香港」目前出現的，正是結構性的 reconfiguration，由銜接自由市場、市場經濟，變成 plug-in 某些中國友好國家政府的具體需求，再讓制度繼而修正。

百年後的國際關係學者，要理解國安法前後的香港變遷，可能就是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