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理解葉錫恩晚年心境巨變，最關鍵的人物，一定是司徒華。記得我和葉錫恩交談時，她對民主黨、特別是司徒華依然咬牙切齒，而在公開報導，她每次提及司徒華，都非常怨憤，非常 personal，她是發自內心的覺得自己被羞辱、被背叛，遠不是一般的政治立場不同。

然而把時間倒推幾十年，故事完全不是那樣。

司徒華並非一直是葉錫恩的敵人，而且屬於教育界的同行，也都強烈主張社會公義。若說和中共的淵源，出自學友社的司徒華，早年無疑比葉錫恩更「左」（香港人理解的左）。早年司徒華曾因教育工作需要，向葉錫恩夫婦創辦的慕光英文書院借用學校場地，彼此一直有合作，也有一定交情。葉錫恩成長在一個重情的教會環境，和香港街坊建立了基於人、而不是政治的關係，她傾向相信一起做過事、合作的人，即使日後政見不同，也應該保留彼此的尊重。

正因如此，對司徒華後來的行為，她始終無法釋懷。

不少人把兩人的矛盾簡化成民主派與親北京陣營之爭，這也是司徒華挑戰葉錫恩已經連任三十年的市政局議席的原因。最終葉錫恩落敗，司徒華一方自然也宣傳是親中的落敗。但其實那次選舉的一大關鍵，除了意識形態，更是兩種政治組織模式的正面競爭。

葉錫恩在香港加入了曾經很有影響力的革新會，由另一位市政局議員貝納祺創辦，相信透過制度改革改善殖民地社會。不過革新會雖然是一個政團，但用今日標準始終規模有限，走的是精英路線，很難深入群眾。真正支撐葉錫恩政治生命的，並不是革新會，而是她自己多年建立的人際網絡。

由慕光英文書院開始，到居民協會、街坊組織、福利個案、社區服務，她花了數十年天天寫信（這方面真的非常誇張），一個街坊、一個家庭、一宗投訴、一場居民運動那樣，慢慢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群眾基礎。很多支持她的人，未必認識革新會，他們支持的是葉錫恩本人，信任的是她的人格、她的辦事能力，以及她幾十年如一日替基層發聲的形象。

換句話說，葉錫恩的政治本錢，是一種高度個人化的社區政治。在香港開始局部民主化之前，這種模式能夠跨越立場，建立人際信任，往往因為替居民解決過一條水喉、一間木屋、一宗教育問題，而得到一家人幾十年的支持。但這種有明顯局限。它高度依賴政治人物本身，難以制度化，也難以把影響力複製到下一代。

司徒華代表的，則是另一個時代。他固然很有影響力，但他的份量不是完全來自個人魅力，而是來自組織。他一手建立的教協不只是教師工會，更是擁有龐大會員、穩定資源、完善動員能力的制度化組織。再加上港同盟/民主黨、支聯會，一整套現代政治機器已經形成，而司徒華正是整個泛民陣營最懂得搞組織的人。支持者投票，愈來愈不是因為認識候選人本人，而是認同整個政治陣營。

今天看來，這種政治模式十分自然；但在九十年代，香港正處於這場轉型之中。葉錫恩面對的不只是司徒華，而是一個全新的政治年代。她一直相信，幾十年來真心服務街坊，街坊自然會支持自己。但香港的選舉文化已經改變。組織能力、義工網絡、政治協調、集體動員，開始比個人的服務紀錄更重要。

真正令她受傷的，不是選舉結果。她後來談及司徒華，語氣不像評論政治對手，而更像談論對自己背叛的舊戰友。她一直深信不疑，自己幾十年來反殖、反貪、爭取教育、替基層奔走，並沒有改變，但民主派卻愈來愈把她描繪成一個「轉軚」、「投共」的人。而這種形象，正是在司徒華這一代民主派崛起時逐漸固定下來，而且最用力的文宣，都是來自司徒華那場選舉。在她心目中，這不是一般政治批評，除了是後來者對前輩的「政治弒父」，也對自己幾十年來付出的人格謀殺。

那司徒華為甚麼必須要把已經差不多八十歲的葉錫恩擊敗，終結她的政治生命？每一代政治運動，都需要建立屬於自己的歷史敘事。當民主派成為香港反對派的主流力量，它既需要新的領袖，也需要新的象徵。挑戰像葉錫恩這樣代表上一代改革政治的人物，本身就是建立新政治秩序的一部分，這是政治世代交替幾乎無可避免的殘酷過程。司徒華認為二人代表兩條理念路線，不是私人恩怨，甚至可能覺得將葉錫恩標籤為另一條路線的頭面人物，也是一種「尊重」。

葉錫恩明顯 took it extremely personal。就這樣，在這個陰影中，再也走不出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