寫了十一篇葉錫恩，到了最後一篇，反而希望離開葉錫恩本人，進入一個 what if 的平行時空。歷史上，「葉錫恩們」並不孤單。二十世紀曾經出現過一群十分特別的人，他們出生於自己的祖國，卻把一生奉獻給另一個地方；這種情懷有時很偉大，有時又會讓人吃不消。

例如勞倫斯是英國軍官，深入阿拉伯世界，在阿拉伯大起義中留下傳奇，最後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神話的一部分。又如史懷哲離開歐洲，到非洲加蓬行醫數十年，畢生相信醫療和信仰改善世界，最終成為人道主義象徵。白求恩由加拿大來到中國，在抗日戰爭中救治傷兵，死後被毛澤東一篇《紀念白求恩》塑造成無私奉獻的典範，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讀過他的故事。德蘭修女離開歐洲，在印度加爾各答照顧最貧窮的人，死後甚至被封為聖人。

葉錫恩，其實也是這個家族的一員。

她沒有像白求恩那樣犧牲生命，沒有像德蘭修女那樣專注慈善，沒有像史懷哲那樣遠離政治，也沒有像阿拉伯勞倫斯那樣捲入戰爭。她選擇的，是另一條路：留在香港，參與香港，以傳教士的意志力，一生做同一件事，把人生最重要的歲月，放在這座本來與自己毫無關係的城市。

然而，這類人物都有一個共同命運：他們愈融入當地，愈難避免與當地的政治權力發生關係。白求恩淪為中共大外宣樣板；德蘭修女面對慈善工作「洗黑錢」爭議；史懷哲被後世批評帶有殖民主義年代的白人救世主心態；阿拉伯勞倫斯一生都無法說清自己究竟是在協助阿拉伯人，還是在服務大英帝國。葉錫恩也沒有例外：我們固然可以說她晚年親共，但如果英國長期管治香港下去，中共也可以說葉錫恩對殖民政府「小罵大幫忙」，依然是為大英帝國粉飾太平服務。

這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假設。畢竟，葉錫恩最重要的參與，例如廉政改革、公共房屋、改善教育、推動市政建設等，雖然不少都是她長年批評政府、向政府施壓的成果，但最後落實政策的，始終是港英政府。尤其到了麥理浩年代，她與政府的關係，早已不是單純的對抗，而是一種既批判、又合作的互動。她相信只要政策有利香港市民，即使由殖民政府推行，也值得支持。換一個角度看，這何嘗不是協助殖民統治建立更高的管治認受性？

如果香港一直由英國統治至今，今天的官方歷史，很可能會把葉錫恩塑造成另一個版本的殖民時代英雄：一位忠於英國價值、協助殖民政府不斷改革、令香港成為良政典範的重要人物。教科書也許會強調她如何與葛量洪、麥理浩等總督共同建立廉潔政府和福利制度，而對她早年猛烈批評殖民政府、反對公安條例、聲援基層抗爭等篇章，則可能輕輕帶過。今天北京對她的詮釋，未必就比這種平行宇宙版本，更加選擇性。就像昔日的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，情懷也有點像葉錫恩，在毛澤東筆下，就是為「美帝國主義」服務的代理人。

歷史很多時不是改變了一個人，而是改變了詮釋一個人的權力。葉錫恩沒有變成另一個人，我們只是活在另一個時代。今天，北京把她放進「愛(中)國愛港」的敘事；如果殖民統治仍然存在，她同樣可以被放進「英式善治」的「愛(英)國愛港」敘事。如果問她如何回應，她一定背出以下對白：我不為中國、不為英國，只為人民服務。你相信嗎？（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