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在曼城參觀艾未未的大型展覽，其實四年前，在倫敦已經看過一次，不過內容很不一樣。離開展館後，一直有一個問題揮之不去：如果今天還只是把艾未未理解為一個「中國異見藝術家」，一個 dissident，是不是已經太簡單、太平面了？

這個標籤當然沒有錯。艾未未曾因調查汶川地震學生遇難名單而與當局衝突，也曾被秘密拘留八十一日，長期受到監控，也被官方以所謂「逃稅」罪名污名化。西方媒體多年來習慣稱他為 Chinese dissident artist，這個身份幾乎已經成為他的代名詞。然而看完整個展覽，我最大的感受卻是：他似乎一直很努力擺脫這個單一身份。如果他拒絕被政府定義，又怎會甘心被另一邊無休止定義自己？

在這個展覽，有明代宗祠、圓明園十二生肖、八國聯軍國旗，也有難民船、炸彈、水晶骷髏吊燈、汶川地震，以及大量關於帝國主義的策展論述。這些作品表面上各自談不同歷史，但背後卻圍繞著同一個問題：誰有權決定歷史應該怎樣被記憶？誰有權決定一件文物代表甚麼？誰有權決定一個國家的故事，又或者，一個藝術家應該是甚麼人？

艾未未的作品很多 mix and match，如果理解，從來都是對號入座。似乎他真正關心的，一直都是「詮釋權」。愈看下去，愈覺得艾未未真正反對的，不是某一個政權，而是任何人壟斷對世界的解釋。他反對政府壟斷歷史，也反對博物館壟斷文物的意義；他反對媒體替藝術家定義身份，也反對觀眾只用一種方式理解作品。正因如此，他很多作品都故意留白，甚至故意令人不舒服，因為一旦作品只有一個標準答案，就不再是藝術，而更像大外宣。

這種拒絕被定義的態度，開始令艾未未受到另一種批評。

不少一直支持他的人開始覺得，他「變了」。他們認為，艾未未沒有以往那麼集中批判中國，反而愈來愈多批判西方、批判帝國主義、全球化、難民、監控，以及西方社會本身的種種問題。去年他回到中國探望家人，曾引起不少猜測；近年接受英國媒體訪問時，他又不時批評英國及西方民主制度的矛盾，對西方社會的自我優越感提出質疑。對不少政治人而言，艾未未這位熟悉的「中國異見藝術家」，似乎沒有以前那麼「純粹」了。

這種不適，卻反映了艾未未一直想擺脫的東西：如果一個藝術家、或一個人只能批判中國，而不能批判英國；只能談中國人權，而不能談歐洲的難民、帝國主義、戰爭，那麼，他其實只是由一個框架，被放進另一個框架。我們一方面欣賞他挑戰權威，另一方面卻又希望他永遠留在自己熟悉的位置，永遠扮演「中國異見人士」，這何嘗不是另一種標籤？

今天的公共討論，很喜歡把人分類。左派、右派、親中、反中、保守、自由、建制、反建制、撐侵、反侵，每一個標籤，都能快速幫助我們理解一個人、找到廉價的「同路人」，但也同樣快速抹平一個人的複雜性。艾未未一生都在反抗別人替他定義作品、定義歷史，到了今天，他最反抗的，似乎就是任何人替他定義他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