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，一位美國教授正在編輯一本有關監獄書寫的學術著作，希望收錄二十世紀不同華人的獄中書寫與囚禁經驗。他看見我談論《張春橋獄中家書》，邀請我寫其中一章，主角是一個今天已被大部份人遺忘的香港人，《大公報》「十大才子」之一、但後來又脫離整個陣營的周榆瑞。

我對周榆瑞的認識不算深，但也不算淺，因為他是family friend。我知道他曾被中共秘密監禁四年，後來流亡英國，出版回憶錄揭露中共黑暗一面；也知道他晚年一直在倫敦生活，替《聯合報》撰稿。長輩口中，他可能是香港左派陣營英文最好那幾位當中的一人。但真正開始整理資料，才發現他的生命幾乎貫穿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政治現場：國民政府、中共革命、國共兩黨黨報、美國情報系統、英國新聞體系，都曾留下他的足跡。

愈看資料，愈覺得如果只寫那四年監獄生活，反而會錯過整個故事最立體的部分。監獄只是中轉站，不是結果，也不是起點。這樣一個本來是中共統戰對象、後來卻又被中共當作「特務」的人，出道時究竟是怎樣的一個青年？

周榆瑞1912年出生於天津，祖籍福建閩侯。他成長於一個重視教育的家庭，自幼接受良好的中英文教育。那個年代，中國真正能掌握英文的人並不多，而對周榆瑞而言，英文從來不只是考試科目，而是認識另一個世界的方法。日後他能直接以英文寫作、出版著作，甚至進入英美新聞及官方機構工作，一切並非偶然，而是多年累積的結果。

青年時代，他在北平接受高等教育，正值新文化運動餘波未息，日本侵華步步進逼，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相信，國家需要的不只是軍隊，也需要思想與知識。周榆瑞深受這一代學人影響，最崇拜的是聞一多。後來他曾回憶，自己年輕時刻意模仿聞一多，穿長衫、拿英國橡木煙斗，自嘲是「半中半洋，中西結合」。這句話看似幽默，其實很能概括他一生的氣質：既熱愛中國文化，也從不抗拒西方文明，甚至嘗試自己調和兩大體系，結果卻裏外不是人。

北平求學期間，周榆瑞並沒有把自己關在象牙塔。1930年代，日本侵華步步進逼，學生運動席捲全國，他亦投身其中，參與一二九學生運動前後的抗日活動，被關過，開始接觸左翼青年及地下工作者。對他們而言，民族救亡比黨派之爭更重要，不少人逐漸靠近中國共產黨，也有人被邀請加入地下黨。周榆瑞同樣受到影響，對共產黨抱有相當好感。

但和不少同代知識分子相比，周榆瑞並沒有選擇留在大學，而是投身新聞工作。在那個大時代，新聞不只是記錄歷史，而是參與歷史。他雖然思想有點左傾，但同時是很傳統、有品味的知識份子，和右派學者關係同樣密切，始終沒有加入中共、國民黨或任何黨派，純粹希望「為國家做點事」。今天回望，這似乎只是青年時代一個普通人的普通決定，然而這種始終保持一定距離、不願完全依附任何政治力量、卻又希望「being somebody」、「do something」的性格，貫穿了他的一生，也是他一生痛苦的泉源。

來到香港後，他終於「出事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