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大公報十大才子」周榆瑞的人生被改變命運，首先是因為他英文厲害，這是不少長輩充份肯定的。今天我們大概不容易理解，在二十世紀三、四十年代，中國懂英文的人雖然愈來愈多，但能夠真正以英文工作、直接與外國人交流、寫出秀麗英文文章、自由穿梭於中西兩個世界的人，仍然屈指可數。

只要有這樣的能力，之後的人生，就可以很傳奇。

在進入美國系統之前，周榆瑞與美國世界的第一次重要接觸出現在1930年代。當時北平學生運動風起雲湧，他因為參與抗日及左翼活動，一度被國民政府拘捕，甚至遭受刑訊。最後出面營救他的，正是燕京大學校長、後來成為美國駐中華民國末代大使的司徒雷登。這一幕足以說明在周榆瑞還未進入美國情報機關之前，美國教會、教育與知識界，已經開始介入他的人生。這不是後來冷戰時代敵我分明的「美帝」，而是北平學界、傳教士大學與中國青年運動交織而成的美國世界。

1941年底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美國正式參戰，中國終於成為美國盟國。在這個戰場，美軍急需大量熟悉中國、又懂英文的人才，情報、翻譯、新聞、外交、聯絡，幾乎每一個環節都需要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周榆瑞開始與美國合作，加入了美國戰時情報機關 OSS（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，戰略情報局）。今人知道 OSS 是 CIA 的前身，很容易把它想像成電影中的秘密特工組織。然而，當年的 OSS 遠不只是情報機構，它同時負責資料分析、心理戰、新聞研究、敵後工作，以及與各盟國之間的協調。大量中國知識分子、翻譯、新聞工作者等，都曾參與其中：既然是盟友，一起合作抗日、抗法西斯，絕對是愛國行為，又有甚麼問題？

在1940年代，中國知識份子加入 OSS 並不是一件可疑的事情，而是一份正當而重要的戰時工作，正如香港人和英軍合作天經地義。周榆瑞利用自己的中英文能力，參與翻譯、新聞及情報分析，開始接觸大量美國軍官、外交官與新聞界人士。對一個中國青年而言，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世界，讓他近距離了解美國，也看見中國在外國人眼中的位置。這段經歷，也令他建立起廣泛的美國人脈，與及和西方打交道的 soft skills。

他接觸過的美國人當中，最值得注意的是梅樂斯（Milton E. Miles）。梅樂斯是美國海軍軍官，也是中美合作所（SACO）的美方核心人物之一，長期在重慶及華南活動，負責情報、通訊、訓練與游擊戰合作。周榆瑞與梅樂斯系統有工作往來，而耐人尋味的是，美方並不把他與中共人物有接觸視為問題。

周榆瑞亦接觸到陳納德第十四航空隊相關的美國軍事系統。陳納德是抗戰中國的傳奇，從「飛虎隊」到第十四航空隊，都有他的足跡，而美國空軍力量也是中國戰場最具象徵性的外援之一。同時重慶作為戰時陪都，也是美國外交官、新聞官、軍事顧問和外國記者高度集中的城市，周榆瑞出入新聞與外事圈，與這些人有相當接觸，也自然不過。當時美國人正需要這種能夠同時理解國民政府、中共與外國世界的中國人，因為他們要知道的，並不只是蔣介石政府如何看戰局，也包括周恩來與中共如何看戰局。周榆瑞的價值並不只是「懂英文」，而是他能夠替美國人理解一個極其複雜的中國。

今天看來，這只是抗戰期間盟國內部合作的一部分。然而歷史最大的諷刺，往往就在於時代改變之後，昨天的功勞，可以變成明天的罪證。1949年以前，曾在 OSS 工作，是抗日盟軍合作的正常履歷；1949年以後，同一份履歷，在新的政治環境下，卻可以被解讀成「帝國主義情報背景」。而且周榆瑞的人脈、soft skills，在中國改朝換代的特殊背景下，也變得奇貨可車。但當時的周榆瑞似乎並沒有太想到這些，避險思維還是不足，有點很天真很傻。何況美國並不是唯一改變他命運的西方力量，幾乎同一時期，另一個帝國也向他打開了大門，那就是香港所屬的大英帝國。於是，無論自己是否刻意為之，他的身份就越來越複雜。（待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