🇨🇼 【按：本月選讀端傳媒評論，借庫拉索首次晉身世界盃，分析足球國家隊背後的離散、殖民與身份政治。文章指出，庫拉索雖非主權國家，卻因歷史會籍得以參賽，而隊中多數球員皆出生於荷蘭、成長於歐洲青訓體系，反映小島足球奇蹟仍深受殖民母國資源支撐。作者進一步指出，現代世界盃早已不只是國族競技，更是移民後代選擇「為誰效忠」的舞台；無論是法國、荷蘭或庫拉索，球員的血統、出生地與代表隊選擇，都揭示國族認同的彈性與裂縫。文章最後提醒，當球隊勝利時，離散球員常被納入「我們」；一旦失敗，他們又可能被重新標記為外人，顯示足球場上的國族神話始終伴隨著殖民陰影與排除邏輯。】
世足賽不止是足球競技，球員選擇「效忠」哪個國家隊，本身就是政治。
在世界盃共48支球隊打入決賽的球隊中，有一隊叫「庫拉索代表隊」，隊內26名球員中，只有一個人出生於庫拉索本島，其餘全部都是荷蘭出生的庫拉索移民。庫拉索在小組賽中，對上德國、厄瓜多和象牙海岸，以一和二負的成績收尾，最終晉級無望。這個島國人口只有16萬，今年是史上首次拿到世足賽的門票。
如果要從台北飛到庫拉索，要到紐約或邁阿密轉機，再飛到庫拉索國際機場，全程將花去35小時，其中有16個小時是轉機時間。庫拉索機場一週起降的班機大約有750架次，來往13個國家。庫拉索位於委內瑞拉海岸線以北65公里處。島上民眾講帕皮阿門托語（Papiamentu），一種ABC群島通行的克里奧語，官方語言另有荷語與英語。庫拉索人口是這次參賽國中第二小國維德角（Cape Verde）的三分之一，人口90%都居住在首都威廉斯塔德（Willemstad），若駕車環島一周大約只需要75分鐘。
庫拉索直到2010年才從荷屬安的列斯群島解散後取得自治地位，成為荷蘭王國下的一個組成國（constituent country），公民持有的是荷蘭護照，國防與外交也由荷蘭統籌——嚴格來說，它並非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。庫拉索的人均GDP約2萬美金，排名世界第56位，但還不及首場對手德國人均GDP的一半。
國際足總章程對國家隊有明確規定，原則上每個獨立國家只能有一支球隊。但庫拉索能參加這屆世界盃的資格，來自FIFA一條沿用已久的舊規：2003年以前加入的足球協會，即便代表非主權地區，也得以保留會籍。而這也並非首例，早在1938年，仍是荷蘭殖民地的荷屬東印度（今印尼）便曾以同樣身份出賽，是世界盃史上第一支來自亞洲的球隊。時隔近九十年，同屬荷蘭版圖的庫拉索再度進入決賽，是繼荷屬東印度之後，首支以非主權地區身份晉身世界盃的球隊。
事實上，庫拉索的案例離我們並不遙遠，甚至令世界盃更有看頭，台灣（中華台北）、香港、澳門若成績達標，也能參加世界盃。在2018年世界盃亞洲區資格賽，香港兩度主客場逼平中國，令後者陷入困境，險些無緣晉級；比賽期間，大批香港球迷在中國國歌響起時噓聲四起、背向球場，並舉起「Hong Kong is NOT China」的橫幅，令香港足總兩度遭FIFA罰款。2024年元旦，香港更以2比1擊敗中國，是1985年以來首次，那場比賽刻意安排閉門進行，據報是為了減少曝光。
而事實上，世足賽不止是足球競技，球員選擇「效忠」哪個國家隊，本身就是政治。
庫拉索打入世界盃之所以令人驚奇，來自足球這項競技運動本身的門檻。《經濟學人》曾建立數據模型，分析哪些國家特質間接影響了該國球隊在世界盃中的表現，發現財富、人口基數、身高與地理位置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四項因素。而即便如今日的中國雖早已躋身世界強權之列，甚至習近平也曾親口寄與厚望，仍難叩關世界盃。這說明足球的實力並非單靠資源投入就能積累，還有其他難以跨越的屏障。庫拉索這次能打進世界盃，仍倚重殖民母國荷蘭與歐洲的足球體系，球員幾乎全數在荷蘭出生、於歐洲俱樂部青訓中養成，過半曾入選荷蘭各級青年代表隊，而總教練也是荷蘭資深名帥。
2010年荷屬安地列斯正式解散，庫拉索足球協會（FFK；Federashon Futbòl Kòrsou）取得FIFA獨立會籍，建隊初期資源極度匱乏，早年教練頻繁更換，勝率低落，球隊在2010-2014年間只贏了六場比賽。2014年，FFK引入母親來自庫拉索的荷蘭傳奇球星克魯伊維特（Patrick Kluivert）擔任教練及顧問，他開啟了招募離散庫拉索球員的路線。據FFK主席馬蒂納（Gilbert Martina）所說，在克魯伊維特執教之前，代表隊主要由本地球員組成，頂多三、四個來自荷蘭的球員，「那樣的陣容當然沒有競爭力，職業足球是另一個層次」。由於克魯伊維特的名氣，讓在荷甲踢球的旅歐球員願意回到庫拉索踢球。
例如本次撲下15次厄瓜多的射門，保住一分的守門員魯姆（Eloy Room）。當時效力荷甲維特斯的魯姆曾代表荷蘭 U20 上陣，但從未獲荷蘭成年國家隊徵召。26歲的他仍抱有代表出生國出賽的願望，卻接到克魯伊維特的電話：「你是我的門將首選。」克魯伊維特並向他描繪了一個當時看來很遙遠的未來：如果他願意加入並協助招募旅歐球員，庫拉索或許有朝一日能打進世界盃。於是，魯姆成為了庫拉索隊的「離散球員」第一人。從他之後，越來越多出生於荷蘭的庫拉索裔球員加入代表隊。
然而招募離散球員的策略，在庫拉索本島卻不受歡迎：本土球員的名額被「從荷蘭來的人」搶走了。為此，2016年FFK安排了一場友誼賽，讓旅外職業陣容對戰本地菁英球員，結果離散球員的陣容以七比一大勝。FFK透過申請FIFA Forward的資金，歷年以來FIFA挹注近1600萬美金，讓庫拉索代表隊能延續運作，當他們搏下入場資格，再收穫1200萬美金的參賽獎金。庫拉索本島人希望這筆錢能投入當地，建設當地足球資源，讓本島球員在未來也能有參賽的機會。
這個故事的另一面，能從庫拉索代表隊中唯一在島上出生的球員陳達毅（Tahith Chong）身上看見。他在威廉斯塔德踢球時被球探發掘，8歲時移居荷蘭。此後他代表荷蘭從U15一路踢到U21，先後效力曼聯、雲達不萊梅、布魯日等俱樂部。2025年才轉換代表隊資格。被問及為何選擇庫拉索，他說：「因為那才是真正的家。（that is 'home' home）」但他坦承他也觀望多年：「庫拉索需要解決組織上的問題⋯⋯我覺得現在是對的時機。」他所指的是FFK長年的財務困境。直到2024年，獲得以旅遊集團Corendon為首的贊助支持，財務窘境才獲紓解。而該集團總的部位於荷蘭的Badhoevedorp，Corendon自稱是庫拉索觀光業的最大雇主，此刻正在島上興建第六間飯店。
庫拉索的前鋒 Gervane Kastaneer受ESPN採訪時自述：「我的父母那一代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，移居到了荷蘭的鹿特丹……學校裡很多人都不理解我。我想我能代表隊上很多有類似經驗的隊友——感覺好像少了點什麼，你和別人不一樣，而且你可能還是班上唯一的黑人。」
「我從小就代表荷蘭青年隊踢球，但庫拉索的足球水平逐年提高。Leandro Bacuna是當時的明星球員，後衛Cuco Martina則效力於英超的南漢普頓（Southampton）和埃弗頓（Everton）。他們不斷打電話給我，邀請我加入，我父親說這由我自己決定，我知道我想代表庫拉索出戰——那代表了我（It's Who I'm）。」
「所以，當我走上球場迎戰德國隊時，在國歌響起之前，我就已經熱淚盈眶了。當我聽到我們國歌的第一個音符時，那種感覺真是難以言喻，我們成功了。我看到那面巨大的國旗為我們展開，那一刻，庫拉索聞名於世。」
如今，庫拉索踢進世界盃，Chatham House訪問了島上居民Qmany，16歲的他夢想同樣是成為職業球員。他剛隨庫拉索青少年隊赴荷蘭交流，輸了三場、平了四場。「我們學到很多，」他說，「他們沒有做什麼不同的事，但他們的體格更大。」他的母親說，他可以去荷蘭追求足球夢，但條件是繼續唸書。被問到如果職業生涯起飛，會替庫拉索還是荷蘭出賽，他笑了，沉默良久：「荷蘭，荷蘭的水準比庫拉索高得多。」世界盃會改變他的想法嗎？他再次停頓：「也許。」
以往，西歐足球強國經常沿著殖民時代的舊航路，以資源與鍍金機會吸納殖民地出身的球員為己效力，在世足賽場創下佳績，再延續自身的國族敘事。
以2018年的法國奪冠為例，隊上球員過半為具非洲或前殖民地血統。喜劇演員崔佛·諾亞（Trevor Noah）在節目《每日秀》（The Daily Show）中開玩笑祝賀「非洲隊」奪冠，並補充道：「我知道是法國贏了，但你不可能在法國南部曬太陽就曬出那種膚色，那種顏色來自別的地方。」法國駐美大使熱拉爾·阿羅（Gérard Araud）隨即去信抗議，指諾亞此舉是在剝奪法國球員的法國身份認同，並強調球隊多元的背景正是法國多樣性的體現。諾亞則回應：這些球員並非隨機入選，他們的非洲淵源不過是法國殖民歷史的折射。
這段殖民聯繫在數字上一目瞭然。本屆世界盃1248名球員中，有99人出生於法國，其中僅23人入選法國隊；其餘76人循著血脈回到原鄉，披上阿爾及利亞、海地、民主剛果、塞內加爾、象牙海岸、摩洛哥、突尼西亞、維德角與迦納的戰袍——世界盃賽場上每十二名球員，就有一人生於法國土地。法國隊也非唯一，這次的荷蘭隊也被認為是一支隱藏版的小蘇利南隊，包含隊長Virgil Van Dijk在內，多名主力球員均具蘇利南背景。
2026年7月1日，法國隊在世界盃擊敗瑞典隊後，杜埃武器廣場上洋溢著歡樂的氣氛。攝：Sipa via AP/達志影像
此刻，不少人認為現下的世界盃舞台，所展演的比起傳統的國族敘事，也像是一個離散（diaspora）的故事：在殖民史的後半章，大批被殖民地的人民移居西歐，後代開枝散葉，長成新的社群。
自1994年以來，代表非出生國參賽的球員比例迅速攀升——從當年的9%，成長至今日的24%。上述《經濟學人》的分析中亦引述了2023年的一項研究，指出在世足賽中，能夠突破財富、人口、身高與地理位置這四項實力壁壘的關鍵，在於球員組成的「祖籍多元性（ancestral diversity）」：一支球隊的血統來源越多元，在賽場上的成績往往也越亮眼。這個移民的多元選擇，是替球隊擴大了人才庫，組建出更有可能獲勝的隊伍。
義大利曾拿過四次世足賽冠軍，但自2018年失足以來，已經連續三屆、長達12年，未能晉級世界盃決賽。也不少人提出「義大利足球沒落了」的聲浪，有人指出是因為義大利頂級足球聯盟中太多外籍球員，擠壓了本土球員的機會；但也有人指出前者是義大利缺乏年輕新秀的結果，若追根究底為何義大利缺乏新秀？更可能是義大利公民法的限制，與上述的「祖籍多元性」背道而馳所導致。
義大利的公民身分制度採行「血統權」（jus sanguinis）原則：只要能證明自己是義大利公民的後裔，即可取得公民身分，不論出生地或是否曾在義大利生活。也因此，長期以來義大利國家隊不乏所謂「oriundi」——通常出生於南美地區、具有義大利血統的球員。但這套制度賴以維繫的海外義裔人才庫，正隨著義大利自1980年代起由移民輸出國轉為輸入國而逐漸枯竭。與此同時，出生於義大利、父母皆非義大利籍的移民子女，卻必須等到18歲才能申請公民身分，這不僅延緩了第二代移民融入社會的腳步，也讓許多土生土長、極具潛力的年輕球員，從一開始就被排除在國家隊青年梯隊之外。
而另一方面，離散的聯繫卻也難以擺脫殖民餘緒。庫拉索在世界盃的第二場賽事，對上南美勁旅厄瓜多，對手全場射門近30次、命中門框15次，卻始終攻不破37歲門將魯姆（Eloy Room）把守的大門。魯姆一人撲出15球，追平世界盃單場撲救紀錄。雖然最終以0比0打平，仍獲得庫拉索隊史上在世界盃中第一個積分，被視為庫拉索的勝利。賽後，社群媒體上流傳著幾段影像：荷蘭國王威廉・亞歷山大、王后馬克西瑪與阿麗亞娜公主，隨著音樂與球員在休息室一起跳舞慶祝，彷彿打成一片。庫拉索門將魯姆說，王室竟親眼看了這場比賽，「太不真實了」。就在當天稍早，三人才剛觀賞了荷蘭與瑞典的比賽，身著橘色的T恤、領帶與圍巾；而讓人留意的是，當王室三人走進庫拉索的休息室時，已將身上荷蘭隊的橘色，換成了庫拉索的藍。
土耳其裔名將厄齊爾（Mesut Özil）生於德國、長於德國，為德國隊效力九年、出賽92場，是2014年世界盃冠軍隊成員。然而2018年世界盃前夕，他因與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（Recep Tayyip Erdoğan）合照捲入政治爭議；衛冕軍德國隊小組賽出局後，他更成為眾矢之的。同年7月，他宣布退出國家隊，在聲明中寫道：「在（德國足協主席）格林德爾及其支持者眼中，當我們贏球，我是德國人；當我們輸球，我是移民。」
依FIFA現行規定，球員須持有代表隊所屬國家的國籍，方能為其出賽。若同時擁有兩個以上協會的參賽資格，則須符合以下門檻之一：本人出生於該地、父母之一出生於該地、祖父母之一出生於該地，或年滿18歲後在該地連續居住滿五年。但原則上，一旦代表某協會的成年隊在正式賽事出場，便終身綁定，不得再轉換。
離散背景給球員的，是一種選擇：在一個或多個代表隊之間，選擇自己要為誰而戰。
本屆世界盃開局由美國對上巴拉圭，替美國攻進兩球的巴洛根（Folarin Balogun），其實握有三個選項。他父母來自奈及利亞、出生於紐約、在倫敦長大並出身兵工廠（Arsenal）青訓，本可代表奈及利亞或英格蘭，最終選擇效力於成長路上給他最多支持的美國。這個「為誰效忠」的終極選擇，每個球員心中的算盤或許都不同。
檢視荷蘭隊26人名單，其中三人具庫拉索離散背景：小克魯伊維特（Justin Kluivert）、廷伯（Quinten Timber），以及雙親均來自庫拉索的海爾特勒伊達（Lutsharel Geertruida）。其中小克魯伊維特尤其值得一提——他的父親克魯伊維特（Patrick Kluivert），正是十年前最早為庫拉索隊引入離散球員的推手。
小克魯伊維特、廷伯與薩默維爾（Crysencio Summerville）三人在PK大戰中射失。賽後，三人的Instagram湧入大量種族主義辱罵，包括猿猴圖像與歧視性言論，三人先後關閉留言功能。荷蘭足協稱這些留言「可怕」，並向線上歧視申訴機構提出檢舉；多家媒體將此事與2021年歐國盃決賽後英格蘭三名黑人球員射失12碼遭辱罵的事件相提並論。
這正是國族神話的兩面。安德森（Benedict Anderson）在《想像的共同體》中指出，民族之所以能被想像為共同體，是因為儘管內部普遍存在著不平等與剝削，它總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、平等的同志愛；然而這份「同志愛」的邊界，往往到了輸球時，又會顯露出來，進而從「我們」之中找出「他者」。
庫拉索晉級世界盃，是這座島嶼歷史上未曾想像過的時刻。然而對本土球員而言，這條晉級之路不是「奇蹟」：若不自小離開庫拉索、進入歐陸職業體系培訓，也就幾乎無緣披上庫拉索的戰袍。庫拉索代表隊的晉級之路，仍充滿了荷蘭的身影。庫拉索本島人更像是遠方的觀眾，難掩複雜的情緒。Chatham House採訪當地人類學者Valdemar Marcha，他說「當庫拉索贏了，是荷蘭的勝利；當我們輸了，我們又是別的東西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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