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代初的香港沒有炮火，但處於另一場戰爭的前線。一邊是剛成立的中共政權，一邊是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。冷戰開始後，香港成為整個華文世界最重要的出版中心，不同立場的報紙、出版社、作家、「外國勢力」，都透過文字爭奪人心。這場戰爭，不是靠飛機大炮，而是靠新聞、小說和歷史敘事進行。

就在這樣的背景下，附屬《大公報》的《新晚報》在總編輯羅孚策劃下，開始連載一部名為《侍衛官雜記》的小說，作者署名「宋喬」。他的真正身份，正是已經來到香港的昔日文青、現在身為已被中共「奪舍」的《大公報》編輯周榆瑞，他同時也是社長費彝民的社長室私人秘書（這個職務很機密，後來擔任的是他的女兒、繼任人大代表的費斐，母親的好友）。

周榆瑞的小說並不完全是憑空創作。他長期擔任《大公報》外交記者，採訪國共和談，追蹤馬歇爾調停，也長期接觸國民政府高層。後來不少回憶都提到，《侍衛官雜記》不少人物、情節和細節，正是來自他多年新聞採訪和政治觀察。正因如此，他沒有寫一本普通小說，而是選擇假借一名所謂「侍衛官陳鎮堃」 的第一身視角，把讀者帶進權力核心，創作蔣介石身邊的人和事，入面當然不無醜化。

然而小說最大的吸引力，不在政治，而在真實感。它充滿飯局、談話、官場、家庭生活、權力鬥爭，人物有性格，也有弱點。讀者愈看，愈相信這不是小說，而是一本流出來的秘密日記。今天回望，我們當然知道作品是經過大量文學加工的大外宣，但當時對不少香港讀者而言，真假界線早已變得模糊。小說提供的，不只是故事，而是一種「我終於知道權力核心發生甚麼事」的閱讀快感，今天稱之為「爽文」。

今天回頭看，《侍衛官雜記》與後來唐人（本名嚴慶樹，香港導演嚴浩的父親）所寫的《金陵春夢》，可以視為香港冷戰年代最成功的兩部中共「大外宣」政治小說。它們厲害之處，在於很多讀者並不是因為政治立場而閱讀，而是因為故事本身實在太juicy，成功突破了左派報刊和讀者的同溫層，不少並不支持共產黨的華文讀者，同樣追看連載、購買學問書店出版的單行本，討論書中的人物和情節。它們賣的不是政治口號，而是「內幕」。讀者相信自己看到的，不只是小說，而是「權力核心」流出來的真相，哪怕其實也覺得可能是 fake news。

成功的宣傳，不會讓讀者覺得自己正被洗腦，《侍衛官雜記》正是典型例子。它沒有高喊口號，也沒有長篇政治說教，而是讓讀者自己相信：國民政府之所以失敗，不只是輸掉幾場戰役，而是整個政權早已從內部開始腐爛。《侍衛官雜記》令周榆瑞聲名大噪，立下大功，也令不少人相信 「新中國」代表未來，包括周榆瑞自己。

就在他最志得意滿的時候，1952年，北京權力核心向他發出邀請。他沒有拒絕，以為這是論功行賞的時候了。（待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