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榆瑞離開香港後，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甚麼「罪」。沒有公開審判，沒有起訴書，也沒有律師。被帶走之後，迎接他的，是一輪又一輪的中共式審訊。而審訊的核心，始終圍繞著同一個問題：「你是甚麼人的特務？」 注意：定論已經存在，純粹是 subject 的問題。

重讀《徬徨與抉擇》，最令人震撼的並不是懲罰方式，而是那些指控本身。公安並沒有拿出一宗具體的間諜案件，也沒有指控他偷取過哪一份機密文件，而是不斷把他過去二十年的人生重新拼湊，成為另一個故事：他曾在美國 OSS 工作，所以一定替美國搜集情報；他曾與英國新聞處合作，所以一定替英國工作；他採訪過國民政府，所以一定與國民黨有秘密關係。

正常邏輯會問，他又經常出入曾家岩，認識周恩來，不是說明受信任嗎？但在那套黑白顛倒的世界，反而更加可疑——究竟是真心支持中共，還是故意打入中共內部？

周榆瑞回憶，審訊並不是要他交代事實，而是不斷要求他「承認」。每當他按新聞工作的角度，解釋自己為何接觸外國人、為何採訪外交官、為何與不同政治人物來往，得到的答案都一樣：這只是你的掩飾。反正調查不是為了尋找證據，而是尋找一套能夠解釋他的政治敘事。

畢竟在非黑即白的世界，一個人，怎可能同時得到周恩來賞識，又替美國 OSS 工作？怎可能認識英國新聞官，又長期在《大公報》任職？在新聞人的世界，這些都是職業的一部分；在香港人眼中，幾乎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求生本能。但在政治部門眼中，這樣的人反而最危險，因為他屬於所有人，也不屬於任何人。

蘇州被捕之後，周榆瑞從公眾視野消失了整整四年。香港的朋友不知道他去了哪裡，《大公報》的同事不知道他的消息，外界只能知道他忽然不見了。直到多年後出版《徬徨與抉擇》，外界才第一次發現，原來他在中國大陸經歷了長達四年的秘密囚禁。

後人談起那四年，容易把焦點放在「坐牢」。但重讀他的回憶錄，值得留意的不是環境，而是時間。四年，足以改變一個政權，更足以改變一個人。

周榆瑞被捕時四十歲，正是新聞人最成熟的黃金時期。他剛剛出版《侍衛官雜記》，在香港聲名鵲起，又得到周恩來賞識，本來以為回到北京，等待自己的，將會是另一段事業。結果，人生最重要的四年，就這樣從公眾生活中被完全抽走。

那四年沒有任何終點。一般刑事案件，總有刑期，也知道何時可以出獄，周榆瑞卻不知道。他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甚麼罪，也不知道甚麼時候可以離開，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否還記得自己。這種不確定，本身就是懲罰的一部分。由天堂跌入地獄的 dramatic 情節，究竟是何等滋味，外人實在很難易地而處。不過更難代入的，還是他出獄後的軌跡。（待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