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7年，周榆瑞離開了囚禁他四年的地方。至於罪名是甚麼、獲釋又是為何，直到最後，他也沒有得到一個清楚的答案。沒有公開審判，沒有撤銷控罪，也沒有正式平反。整件事就像突然開始，又突然結束，彷彿這四年從來沒有存在過。

有分析認為，1957年反右運動前後，中共內部開始調整部分政治案件，一些沒有足夠證據、又不屬於核心案件的人陸續獲釋。也有人認為，由於周榆瑞始終沒有承認自己是「特務」，最後只能不了了之。然而，這些都只是後人的推測。真正原因，恐怕只有當年的辦案人員才知道，也很可能根本莫須有。

無論如何，周榆瑞終於離開中國大陸，返回香港。故事如果停在這裡，大概就是一個政治受難者的故事。然而，真正劇力萬鈞的，卻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。

周榆瑞重新回到《大公報》。

一個曾經被自己支持的政權秘密囚禁四年的人，理論上，最自然的反應，應該是遠離它，甚至公開決裂。然而，周榆瑞沒有這樣做，起碼暫時沒有。他回到香港後，重新加入《大公報》，而邀請他回去的，正是當年那位安排家宴、勸他返回北京的社長費彝民，甚至繼續讓他留在身邊，當社長室秘書兼編輯。如果周榆瑞真的是「反革命」，《大公報》為甚麼仍然願意聘請他？如果中共已經完全否定他，又為甚麼容許他返回香港，而不是繼續扣留？相反，如果他始終值得信任，四年前那場拘捕又如何解釋？

這些問題，或許周榆瑞自己也沒有答案。

也許經歷四年囚禁後，他仍然願意相信那只是一次誤會。畢竟，對很多五十年代左翼知識分子而言，「新中國」仍然代表一種理想，錯的可以是某些人、某些部門、某些辦案方式，而不是整個國家。

也許，這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，被囚禁之後，反而離不開綁匪。

當然，也不能排除更現實的原因。《大公報》是他熟悉的世界，也是他最重要的平台。四年與社會隔絕，四十多歲的中年新聞人要重新開始人生，選擇回到最熟悉的報館，起碼可以糊口。理想、感情、現實、生計，往往同時存在，不是非此即彼。

最後的可能，就是他雖然獲釋回港，但依然受到緊密監視，唯有自投羅網，「最危險的地方是最安全」，去麻痹有關部門的警惕，靜待時機。（待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