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年，周榆瑞完成了人生最後一部著作：《紅朝人物誌》。這本書沒有《侍衛官雜記》的市場轟動，也沒有《A Man Must Choose》的國際知名度，更不像《The Dragon and the Phoenix》那樣嘗試打入西方出版市場。它更像是一位年近古稀的新聞人，在回顧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之後，重新整理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人物的一份歷史筆記：私人筆記。

但他還是希望出版。於是，問題就來了。

翻開目錄，可以發現這並不是一本單純介紹中共領袖的著作，而是一系列人物評論。周榆瑞筆下的人物，除了 毛澤東、周恩來、朱德、彭德懷，也包括康生、張春橋、姚文元、李德生、許世友、郭沫若、汪東興、華國鋒等人。有人是中共開國元勳，有人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角色，也有人是政治鬥爭中的失敗者。

其中最耐人尋味的一章，題為〈周恩來蓋棺論未定〉。單是這六個字，已經值得反覆玩味。1976年，周恩來剛逝世，就在不少人急於為歷史人物蓋棺定論之際，周榆瑞卻提醒讀者：周恩來的一生，也許還不到可以下最後判斷的時候。而事實上，就算他曾經在北京被軟禁數年和周恩來有直接關係，他一生依然對周恩來衷心佩服，並沒有因為「投奔自由」而惡言相向。

這種態度，正反映了周榆瑞晚年的歷史觀。

年輕時的他，相信革命，也相信周恩來。他曾經透過《大公報》向香港讀者介紹共產黨，也曾經接受邀請返回北京，結果換來四年秘密監禁。如果按照一般人的想像，一個有這樣經歷的人，晚年理應把所有中共領導人一概視為歷史罪人。然而，周榆瑞並沒有這樣做。他沒有否認毛澤東對中國造成的巨大災難，也沒有迴避康生等人在政治運動中的邪惡角色；但另一方面，他仍然願意肯定周恩來的外交能力、彭德懷的人格風骨、朱德的敦厚作風。對他而言，歷史人物不應只有英雄與罪人兩種面貌，值得討論的是他們如何在一個龐大的政治制度中作出選擇，又如何受到制度本身所限制。

正因如此，《紅朝人物誌》注定是一部兩面不討好的作品。

對北京而言，中共領袖的歷史定位應由官方敘事決定，不容個人重新詮釋。對當時的台灣中華民國政府而言，共產黨領導人本來就是敵人，一個曾經坐過中共監獄、受《聯合報》聘用的人，竟然拒絕全盤否定周恩來、彭德懷、朱德等人的，同樣難以令人接受。周榆瑞拒絕把歷史簡化成政治宣傳，也拒絕把複雜的人物化約成非黑即白的符號。結果，這部晚年代表作既無法融入北京的歷史敘事，也難以符合台灣當時的政治氣氛，在海峽兩岸都不能夠出版，於是今天流傳的版本，幾乎都是源自香港。

回頭看，這種「兩面不討好」，正是周榆瑞一生最真實的寫照。

他曾經相信共產黨，最後卻被共產黨囚禁；他接受《聯合報》的知遇之恩，也一直感念中華民國對自己的幫助；他在香港成名，在倫敦終老，既沒有真正回到中國，也沒有完全融入英國。他始終站在不同世界的交界，也因此比許多人更明白，歷史從來不像政治口號那樣簡單。但明白了，又能怎樣呢？

1980年3月26日，周榆瑞在倫敦病逝，終年72歲，年紀算不上很大。我曾聽陶傑先生說，那時候他在英國，本來二人曾相約見面，想不到不久對方就突然病逝，大概一切都是突如其來。

今天，知道周榆瑞的人已經不多。《侍衛官雜記》逐漸成為絕版，《A Man Must Choose》只有研究冷戰中國的人偶爾翻閱，《The Dragon and the Phoenix》從未真正流行，《紅朝人物誌》被視為完全過氣。然而，如果重新閱讀他留下來的文字，仍然可以看到一位新聞人如何親身經歷中國革命、香港冷戰、海外流亡，再一步一步修正自己對歷史的理解。

回望這十二篇文章，我始終覺得，周榆瑞值得記住的，不是他曾經相信過誰，也不是他後來反對過誰，而是他願意不斷重新檢視自己。由《侍衛官雜記》到《紅朝人物誌》，改變的不只是他的政治立場，更是他理解歷史的方法。當然，是否認同每一個階段的他，則見仁見智了。（系列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