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Family Album》 這紀錄片最吸引人的地方，並不是它講述1933年的烏克蘭大饑荒，而是它的家族故事。如果有一天，你發現自己的曾祖父曾經見證了世界歷史，留下了改變歷史的重要證據，成為揭露極權暴行的英雄，之後卻又和另一個極權關係千絲萬縷，你會如何面對？

紀錄片主角 Samara Pearce，就是從家中舊物開始這段旅程。她原本對這場大饑荒幾乎一無所知，但隨着整理曾祖父 Alexander Wienerberger 的遺物，才發現原來世界上不少人認識這場大饑荒，都是透過曾祖父偷偷拍下的照片。

Alexander Wienerberger 本來並不是記者，也不是歷史學家，而是一名奧地利化學工程師。他出生於1891年的維也納，父親有猶太血統，母親是捷克人，但他一直認同自己是奧地利人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他在東線作戰時被俄軍俘虜，戰後沒有立即回國，卻留在俄羅斯從事化工研究，希望建立自己的事業。到了蘇聯成立，他曾試圖利用假證件逃離，結果被秘密警察拘捕，以間諜罪名判刑。原本人生幾乎走到盡頭，但由於他是出色的化學工程師，加上社交手腕圓滑，蘇聯沒有把他關在監獄，而是安排他在不同炸藥工廠工作。

1933年，他被調往當時仍然是烏克蘭首都的哈爾科夫。就在那裡，他親眼目睹 Holodomor，看見沿途村莊荒廢、牲畜消失，火車站滿是被押送離開的農民；走進城市，每日都有人餓死街頭，小孩瘦骨嶙峋，市場外則擠滿排隊買麵包的人群。

身為外國人，他知道拍攝這些畫面極其危險。一旦被搜出菲林，不但照片會被沒收，自己亦可能被控間諜或反革命罪，幾乎肯定喪命。因此，他只能偷偷舉起 Leica 相機，在街頭拍下一張又一張照片，然後把菲林秘密保存。翌年他獲准離開蘇聯，據目前較可信的研究，這批底片並非放在他自己的行李，而是在奧地利外交人員協助下，透過外交郵袋秘密帶走，才能避過海關檢查。

回到維也納後，他把照片先交予天主教樞機主教 Theodor Innitzer，再轉交歐洲關注蘇聯飢荒的人道組織。1935年，照片首次出版，但刻意沒有公開攝影者身份；1939年，Alexander 再出版回憶錄《Hard Times》，公開自己在蘇聯19年的經歷，也讓更多人看見這批珍貴影像。直到今天，談到 Holodomor，幾乎都一定會引用他拍下的照片。這些照片沒有戰地記者的構圖，也沒有完整新聞報道的敘事，只是一個工程師在巨大風險下留下的紀錄，反而成為最 raw 的 primary materials。

然而 Samara 並沒有把曾祖父塑造成一位完美英雄，因為Alexander的人生，遠比想像中複雜。

1938年返回奧地利後，他曾加入納粹黨，成了納粹權力圈接受的精英，因為他有一技之長。根據公開資訊，更曾任與納粹合作的俄羅斯解放軍聯絡官。然而，由於父親具有猶太血統，他後來又因種族背景被納粹黨開除。戰後他繼續在奧地利生活，至1955年去世。

正因如此，Alexander Wienerberger 很難用「英雄」或「納粹」去簡單定義。他留下世界上最重要的 Holodomor 影像證據，也在人生另一階段作出了具爭議性的政治選擇。畢竟歷史人物很少非黑即白，成熟地面對歷史不是把祖先神化，也不是把他們否定，而是願意接受他們立體的人生。複雜的人性，才是紀錄片外人性的見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