田園書屋宣佈結業，心中很有所感。對香港而言，這不只是一間書店的消失，而是一個時代又少了一個坐標。但與此同時，面對這類事情，又愈來愈覺得不知從何說起，是非黑白清晰不過，發生甚麼事情心知肚明。還是從我認識的這間書店開始說說。

田園書屋出現的時候我還沒有出生，屬於香港二樓書店當中的老字號，陪伴了幾代香港讀書人成長，甚至是把台灣二樓書店文化帶來香港的先驅，因為創辦人正是從台灣留學回來的文化人。那一代不少香港人曾經留學台灣，例如馬家輝是臺灣大學心理系，邱立本是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，譚志強是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，那時候的台港文化真的是一脈相承。

我對田園最深刻的印象，除了買書，還有它代理銷售的書。例如鮑樸創辦的新世紀出版社，出版了不少關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書籍，就是田園書屋代理發行，不少書洛陽紙貴，例如近年的《康生年譜》、《陳伯達年譜》等等，我都是直接從田園書屋訂購，而鮑樸是趙紫陽智囊鮑彤的兒子。無論是否同意作者的觀點，這些書至少讓不同年代的人，都有機會接觸不同立場的回憶和史料，而不是只有官方版本。

是的，舊香港曾經有不少二樓書店。它們沒有街舖的人流，沒有櫥窗吸引遊客，甚至很多人走過一百次，都不知道樓上原來藏著書店。但正因如此，它們形成了一種很獨特的文化空間。有心人願意專程走上樓梯，代表他們本身就是為了書而來，而不是順便經過。店主有更多空間和客人聊天，介紹一本剛出版的小書，或者討論一個冷門作者。很多友誼、很多合作、思想上的啟蒙，都是在這些地方開始。

放眼世界，不少國際都會都有自己的二樓文化。東京神保町的小書店，倫敦查令十字路一帶的舊書店，巴黎左岸那些藏身樓上的獨立書店，都不是依靠黃金地段生存，而是由一群願意專程走進去的人支撐起來。成熟的城市，不會只有摩天大樓、金融中心和名牌商店，同時也必須保留這些不追求最高租值，卻能孕育思想交流的空間。

當租金愈來愈高，閱讀習慣改變，獨立書店的結業本來就難以避免，現在還加上政治元素，更是雪上加霜。每消失一間，失去的都不只是買書的地方，而是一個讓陌生人因為一本書而對話的公共空間。

也許，這已經是原罪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