談及二十世紀最嚴重的人道災難，我們會想到納粹大屠殺、中國大躍進，但同樣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的烏克蘭大饑荒（Holodomor），直到近二十多年，才逐漸進入全球視野。究竟是為甚麼？

原因自然不是死亡人數較少，而是歷史如何被記錄、如何被掩蓋，以及後人如何選擇記憶，全部都是人為的。

中國1959至1961年的大躍進是很好的比較。今天研究普遍認為，這場災難並非主要由天災造成，而是浮誇產量、強制徵糧及政治運動等因素共同造成的人禍，死亡人數估計由一千五百萬至四千五百萬不等。研究這段歷史，《墓碑》無法繞過。作者楊繼繩曾任新華社記者，他的父親正是在大饑荒期間餓死。他花了十多年翻查地方志、人口統計及口述歷史，完成這部研究巨著。《墓碑》重要之處，不只是統計死亡人數，而是追問一個原本可以控制的糧食危機，如何一步步演變成數千萬人死亡的悲劇。

類似情況，也出現在十九世紀的愛爾蘭大饑荒。馬鈴薯疫病固然是真實存在，但令災難惡化的是政府政策。當大量農民餓死，愛爾蘭仍然持續出口糧食，大英帝國亦沒有積極干預市場，最終約一百萬人死亡，另有超過一百萬人移民海外，深刻改變了愛爾蘭民族歷史。

還有1943年的孟加拉大饑荒、1930年代的哈薩克大饑荒，以及1980年代的埃塞俄比亞大饑荒，也有相似特點。旱災、疫病或戰爭固然存在，但死亡規模往往仍然是政策、制度和資源分配造成。換言之，近代史的大饑荒，很少只是沒有糧食，關鍵都是背後的結構。

既然如此，為甚麼 Holodomor 長期沒有受到同等關注？

資訊封鎖自然是主因。1933年，蘇聯嚴格限制外國記者進入烏克蘭災區，《紐約時報》駐莫斯科記者 Walter Duranty 更公開淡化饑荒規模，他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少數揭露真相的人。直到蘇聯解體，烏克蘭獨立，大量官方檔案公開後，國際社會才真正掌握事件全貌，但已經失去了當時世界注視的黃金時機。

另一個原因是在二戰前夕的世界局勢，美國並不特別重視意識形態，西歐則連納粹也要綏靖，普遍不希望再高度批判蘇聯。到了蘇聯成為美英對抗納粹的盟友，無數蘇聯人道災難都被按下不表，更不用說烏克蘭大饑荒。

然後二戰又改變了全球的歷史記憶。戰後數十年，納粹大屠殺、集中營和戰爭罪行，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歷史象徵。相比之下，Holodomor 沒有紐倫堡審判，沒有大型國際法庭，也沒有大量倖存者長期活躍於國際社會，只停留在烏克蘭家庭的集體記憶之中，就不符合 grand narrative。

到了冷戰期間，烏克蘭仍屬蘇聯，Holodomor 無法公開研究，更談不上紀念；系統性的歷史研究，大多要待蘇聯解體後才展開。相反中國改革開放後，《墓碑》等研究反而可以在海外廣泛流傳，世界認識大躍進的窗口反而更多。

最後還有今天最敏感的一點，就是政治。Holodomor 已不只是歷史事件，更是烏克蘭民族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。烏克蘭一直推動各國承認它屬於種族滅絕，俄羅斯則堅決反對，認為那只是整個蘇聯共同經歷的大饑荒。每多一個國家作出承認，每一次俄方反駁，討論都不再只是1933年，而是今天的俄烏關係。同情受難者是一回事，要西方國家正式定調那是一場「大屠殺」，卻是政治表態，涉及其他同類事情的定性：亞美尼亞大屠殺是否應該這樣稱呼？庫爾德人大屠殺呢？到了這一步，烏克蘭人的期望，和國際社會的回應總有落差，這就是國際關係。